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了，此时的汪广洋府邸之中，汪广洋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的询问自己的下人，到底找到了亢珩和乔永没有。
亢珩和乔永就是晋商和汪广洋联络的代表，只是就在亲军都尉府的亲兵将北元间谍的藏身地点都给一一的捣破之后，亢珩还有乔永也就失联了,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如果让亲军都尉府的人证明了，北元间谍和晋商直接有勾结的话，那么他汪广洋也就彻底的完了。
本来朱元璋就赢看汪广洋不爽了，这汪广洋做任何事情都是消极怠工，洪武四年，李善长因病辞官后,朱元璋便以汪广洋为右丞相，参政杨宪为左丞相。汪广洋位居杨宪之上,但无所建树。
朱元璋一气之下，洪武六年正月，因怠工被贬为广东行省参政。次年，召为左御史大夫。
如果现在汪广洋又被查出，和北元间谍有关系的晋商勾结，那么朱元璋是一定不会手软的，所以汪广洋不停的派人去找亢珩和乔永。
但是亢珩和乔永就好像消失了一样，无论汪广洋怎么找，都没有找到，一时之间，汪广洋感觉到了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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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晋商和徽商无疑是两个最大、最有名的商人派系。这两个商派在明朝时期影响力巨大，他们经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素有“南徽北晋”之称。
嘉靖朝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曾与友人纵论天下富豪，评出十七家最有钱的，而其中除了“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剩下的全是帝戚勋贵,可见徽商晋商的财力。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明朝与北元势力基本上是沿长城防线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元朝的残余势力逃到草原，联合漠北宗王时刻图谋着铁蹄南下，所以，那时明朝的边境局面仍然是非常紧张的。
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在长城沿线由东往西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军事重镇，右角称之为“九边”。而在九边部署了近八十多万军队，承担起几乎全部国防任务。
常言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庞大的军队，钱粮的供给和转动就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饷银还好说，可要把粮草从内地长途转运到边塞，却是一件非常麻烦之事，同样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而且大多数粮食都消耗在路途上。
按《大明会典.卷二十八》记载，明初九边每年需要粮食270多万石，要保障这两百多万石粮草的供给，对于大明廷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当然,朱洪武是要考虑这个问题，而诸大臣也都在动脑筋。
洪武三年（1371年），山西行省给朱无璋上了一首折子，在凑折中说道：“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运费烦，请令商人于大同仓人米一石、太原仓人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
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边储充。”
什么意思呢？
就是建议发动商人自己购粮，把粮食运输到边关，交接后可以领取一定量的盐引，再拿着盐引到产盐地兑换为盐来销售。
而盐属于生活必需品，是稳赚不赔的暴利行业，历朝历代都是国家专营。如今能够通过纳粮获取盐的特卖权，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有实力的商人纷纷参与其中，尤其是晋商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朱元璋经过权衡同意了这个做法，史称为“开中法”。
“开中法”首先在大同施行，因此山西的商人们占据了天然的地理优势，他们开始是购买粮食送到边境，后来干脆直接在边境招募流民，开垦土地，自己种植粮食来换取盐引，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商屯”的由来。
“开中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了为明朝带了相当时期的稳定。
一是就地屯垦，免去了军粮长途转运的麻烦；二是可以收纳由于战乱而产生的流民，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三是能够让驻军就地受利，消除了滋扰地方的隐患，而且可以保障充足的粮草供给，保障了边境安全。可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开中法无疑是比较先进的制度。
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开中法”让晋商大发其财，却侵犯了徽商们的利益。明朝时期两淮产盐，而徽商们有实力的都是在做盐生意。
但“开中法”的实施却让大量的晋商控制了盐引，无疑是断了徽商们的财路，他们又怎么能够很安分地坐看别人发财呢？而徽商要仿效晋商进行“商屯”或转动粮草获得盐引，由于地域关系，非常地不现实。
三天之后，晋商勾结北元的事情，被正式在朱元璋的面前谈起，胡惟庸弹劾汪广洋勾结晋商图谋不轨，不过，随后亲军都尉府上了折子，说晋商并无勾结北元的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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