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还是来了。
官家尚武，官家还是少年时，就初现端倪了。
可这些年，官家只是在军备上改进，并没有试图去提高武将的地位。那怕是两次大征战，武将的地位依然被文臣压着。
可现在的讲武堂……
谁都能想象到，从讲武堂走出的将领是怎样的。
国朝的殿试，是把文臣都在名义上成为天子门生，而这讲武堂，武将直接就是天下门生的出身。
还怎样抑武扬文？
关键是，官家的这一番安排，似乎并没有有损文臣，反倒是让文臣有了武将的弟子。
这时候政事堂的诸公会不会有些懊恼呢？
早知道就直接压制朝堂臣工的诉求了，早知道应该跟司马君实、欧阳永叔一起反对来着。
可现在偏偏让官家借了势，还借的是文臣的势。
当然，也不全是懊恼。富弼就没那感觉。他记得官家还是太子时跟他交流过……这应该是向两条腿走路推进吧。
所谓的抑武扬文，怎么说呢。从太祖朝时，太祖杯酒释兵权，担心武勋世家的逆反，加上前朝因武而乱，不得不拉拢文臣，甚至出言与士大夫共天下，无非是在失去武将或者说惹了武将之后的做法。
即便如此，武将并没有没落，毕竟天下是武将打下来的。
到了太宗朝，那一次北伐，本来节节胜利，收复燕云十六州指日可待，结果军卒将领因为赏赐之事，产生的懈怠之意，导致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最终功败垂成。
也使太宗对武将有了厌烦之心，从而刻意打压，对整个禁军体系出现的问题视而不见，造成了后来禁军的沉沦。
而文臣，在这个问题上推波助澜，把开朝时留下的那点军力彻底败光了。
同时，将领们得过且过，践踏法令条例，克扣军卒饷粮，就那样一步步让军不成军。
再到了真宗朝，真宗亲征，檀渊之盟更是寇相公主导，武将在朝堂的声音越发无影了。
先皇时，西贼李元昊叛出，屡战屡败，可能有文臣主帅的原因，更是国朝军力涣散的具体表现。
如此，文武之别就越来越明显了。
先皇时期几十年，国朝委屈求全，以钱粮换平安，明眼人谁不清楚是武将体系彻底烂了？
庆历年，范老相公主导，力图改变国朝军备，却因先皇的犹豫而夭折。
到后来，官家封太子，筹建护卫营，南征安南，西可西夏，一步步走过来，从军备到战力，由一个小小的护卫营展开，逐渐让国朝的军力看到了希望。
这一次，讲武堂的筹建，更是传承国朝武将体系的百年大计。
富弼想起了范老相公留给他的遗言：奉太子，中兴大宋！
不管他人如何，对于官家筹建讲武堂的想法，富弼将尽心尽力促成。
“臣领旨！”
这是富弼第一次这样做，没有给其他人辩驳的机会，直接领旨了。
他是宰辅，第一位的，能代表整个政事堂。
有人想反对吗？或许有想法，但一时间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司马君实和欧阳永叔那理由，在官家的陈述中已经得到解决了。这还是从朝议开始就思谋，唯一能立足的理由。
而韩琦和文彦博，本来是赞同的，总不能出尔反尔吧？
就是这样，赵曦瞅中了这样的时机。
决策拍板，本来就是君王的事，政事堂没有一致意见，只有遵循君王旨意。
人就是这样，一旦面临无法改变的事实，剩下就是如何顺势而为了。
官家的讲武堂框架，预留了太多的余地，给政事堂操作的余地。
讲武堂的规格很高，几乎等同于朝廷，因为帝王是讲武堂院长。
而官家只是陈述了大概，如何组建讲武堂，就是政事堂的职权范围了。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讲武堂的文院长，必须有讲武堂或者护卫营的经历，还是得有领军经历的文臣。
同时，官家并没有具体确定讲武堂的人员配备。
这样操作的余地就大了。
讲武堂是训练武将，可官家没要求讲武堂配属的官员必须是武将。
所以，政事堂把这个职权运用到了极限……
讲武堂的配属官还没呈上来，但赵曦能想象到。
得偿所愿！用文臣充塞讲武堂的属官，正是赵曦所期望的。
文或者武，首先是人，是人就有人情。
低品级的文臣与低品级的武将，长期厮混在一起，就跟护卫营的教导和指挥使一样，并不只有相互针对，更多的是相互了解和融合。
文臣有为人师的偏好，而武将有结交文臣的意愿，统一接受以忠诚和服从为根基的教导，再配上后世那种灌输和洗脑式的方式。
可以想象未来的军力会是怎样。
“押班，若是有可能，皇城司把讲武堂的杂役都拿下吧。”
其实做帝王挺累，事事得防着，那怕赵曦对自己为讲武堂做的条令条例很有信心，一样需要掌握讲武堂的各种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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