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科考是不是要改，赵曦也没确定。
在赵曦看来，不管是那个学派，只要还是科考，总离不开经史子集，也就是说，科考选材，到底还是那么回事。
典籍，就是释义能解释出大天来，只要不是百科，取才就有局限性。
历史有其必然性，科技也一样。不是某一个人就能带动一个时代飞跃，那怕是帝王也不行。
赵曦明白这点。
从实业入手，引导人们有一种认知，同时稳定提高工匠的地位，在特定范围内，能滋生一种趋势，赵曦就已经很满意了。
主要是，他真的没能力系统的做出一套教材来。
还有，他是帝王，行事作为，时时刻刻被关注着，那些没来由的事，他没法做。
别扯什么天授，越是遵于孔孟之道者，越觉得天授是扯淡。
或许将来他可以在施政时，可以促进一下科技在国朝州府事务中的比重。
帝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是否有利于皇权统治。而现在的科考，不管哪家学派，都脱不开这一点，也不会脱开这一点。
所谓的分权，别说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在后世，赵曦也没认为那种分权的政体适合这个国度。
大一统的集权，是最适合这个民族，甚至整个汉文化区域最适合的政体方式。
赵曦记得看过一本书，就是说体制和文化根骨的。
汉民族的文化根骨是流域文化。大一统的需要是治理需要，是安全需要，更是文化的需要。
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就说治理黄河。黄河泛滥是整个黄河流域的大患，从上游治理黄河效果最为显着，而受益者却是中下游。
从上古传说，治理黄河泛滥就是从黄河根源，从黄河上游入手的。
保护上游植被，在上游分流疏导，这是治理黄河最有效的办法。但黄河的上游却是西夏……
国朝对统一西夏的需求，名义上是因为李元昊的叛出，其实这种需求是从文化根骨上就有的，是潜意识的需求。
这也是将大理纳入版图，和战胜西夏在朝堂和士林中反响差距大的原因。
流域文化是这个民族的根本，不是那种建个城堡，围几个村子就可以自给自足的城邦文化可比的……
扯远了……咱还是回到儒家学派和科考的事。
皇城司调查回来，赵曦才知道原来这时代解释经典居然有这样多的学派。
赵曦大概看了看，所谓的学术分歧，居然是各自对《易》的理解不同。
否则，也不会出现邵雍那种象数学术也成了一派儒家学派……还不能说人家是顶儒家的名头，人家也是正儿八经的释义经典，无非解释的方向是卦象和爻辞。
也难怪，儒家经常借二帝三王说事，这三王不就有周文王嘛。最为着名的，恐怕就是《周易》了。
到这里，得做一下说明了。
孔圣人在创立儒家学派的起初，便是借用《易传》来为儒学立论的。
在释义儒家典籍时，各家学术为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就究竟到了《易》的原义解释。
好吧，确实挺乱的，越了解越乱。
这玩意儿，怎么说呢，倒是见仁见智最能说明问题。
赵曦把所有学派的核心教义都看了看，做了一些了解，发现自己反倒更糊涂了。
能成为一家学术，自不会胡诌八扯，都是有根有据的，否则也不可能在士林成就一定的影响。
本来还想着能从这所有的观点中找到自己心意的，直接把政事堂的争论叫停了。
现在才知道，自己是真没这个能力。
说真的，若不是多了那千年的见识，自己在这时代就是个小白，任何一个学派的观点，都能折服自己。
怎么办？
“诸位相公，关于科考可有定论？”
有事问相公。赵曦没想过把自己当小吏用，不可能事必躬行，不然养这帮臣工有何用？
“官家，命题不外乎经史子集，循惯例，并无增减之意。主要是经典注解的分歧。”
韩琦所说的，赵曦知道，赵曦问的是他们有没有想出什么辙来解决一下。
自富弼丁忧，韩琦做了政事堂之首，好像棱角圆润了些，也只是些许。最起码在科考争论上，他并没有掺合，甚至没有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方。
估计是没动着老韩的什么……
“循惯例？”
赵曦知道，庆历年的科考跟皇佑年的类型是不同的，不明白他们确定的循惯例是哪个惯例。
当然，这也是政事堂还没个定论，达成一致后，才会呈报并采纳自己的意见。
“禀官家，以嘉佑二年，欧阳相公主考的类型为例，不做增减。”
那是改革科考后的，也就是复古训诂，恢复了前朝的策论作为内容之一，适当减低了诗赋的权重。
马马虎虎，暂且就这样吧。
“官家，只是在释义上政事堂诸位有分歧。时间尚早，若政事堂能达成一致最好，达不成就需要官家指定一种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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