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通过多次试验，将产品中的酒精成分去掉。
既然药酒里没有酒了，自然要换一个名字，彭博顿从饮料的一些原料里获得灵感，将其重新命名为，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很快成了爆款，一段商业传奇就此展开。
但可口可乐的大卖并不能取代酒的特殊地位，禁酒与反禁酒的力量仍在不断博弈…】
插句题外话，这段给可口可乐的小宣传，其实是一种新的尝试。
原本可乐方面想按照常规方式上广告宣传，但《大西洋日报》方面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方式，称之为‘植入’。
顾名思义，就是在文章中植入品牌名，达到潜移默化的宣传效果。
虽然是很新颖的合作方式，但可乐方面也不是傻子，一听就知道这样的方式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广告主一高兴，那还用琢磨？直接加钱！
金主爸爸加钱，报社也高兴，那必然把效果直接拉满。
谁能想到，明明是一篇极具攻击性的文章，愣是成了一篇广告软文。
这就叫打架和谈恋爱两不误，都是*****！
【…禁酒令如火如荼，但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酒类消费锐减和民众精神道德水平提升。
禁酒令实施的初期的确收效明显，1921到1922年，全丑人均啤酒消费量减少九成，烈酒和葡萄酒消费锐减，酒精中毒和酗酒相关疾病数量大幅减少。
然而后来的情况证明这只是报复性反弹前的宁静，单是公开被查处的非法酿酒案件，1923年到现在就比1910年增加了3倍，醉酒滋事被捕人数从30多万人增加到50多万人。
由于酿造啤酒的设备门槛较高，非法酒类产业大多偏爱做烈酒生意，丑国人均啤酒消费量比一站前降低7成，但酒类总体销量却成倍增长。
禁酒并没有让民众变得更健康。买酒更难，反而让很多人喝得更猛，因为你不能保证明天还能不能喝到。
私酒泛滥，质量得不到保障，酒精中毒也大幅增加。
禁酒也没能让社会更安定，1920年禁酒法正式生效时，丑国大城市凶杀案发生比例为10万分之6.8。
三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0万分之10。
各地醉酒滋事案件直线上升，监狱里人满为患，近半囚犯都是违反禁酒法的人。
唯一得到提高的似乎是群众无穷的创造力和对假酒的耐受力，人们为了喝上一口酒，发挥了他们无穷无尽的智慧，时不时还拼上性命。
由于禁酒令允许以医疗目的使用蒸馏酒，所以不少人找医生开医用威士忌处方。
禁酒令实施七个月后，仅芝加哥一地就开出30万份假处方。
一位商人，一边掌握酒厂造酒，一边掌握药房作为分销点，外加打点一下监管部门，很快大赚一笔。
做合法生意的精明商人也想出了各种办法钻制度空子，有人将葡萄干和酵母搭配出售，特地在外包装上作温馨提示称：这包东西如果被放进一加仑水的密封罐中超过20天，你可能就违反禁酒法了。
还有人在工业酒精上动脑筋，不少玉米或木薯酿造的原料酒精被酒精厂的内鬼偷出来卖掉。
从这个渠道流出来的酒有多少无从知晓，但1920年丑国工业酒精年生产量2800万加仑，三年后上升到6100万加仑。
私人或犯罪组织兴办的地下酒吧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每当人们提及这些场所的时候都要压低声音，这些地下酒吧因此得名“轻语吧”。
还有人为了进一步规避违法风险，发明出了新的形式——往店里放一些不三不四的动物，以奇妙动物展览的名义收门票钱。
客人进去后提供酒类饮料以供助兴——因为开这种店的机灵鬼们发现，法律只禁止制造、运输、贩卖，没说不让拥有，也没说不让送人。
这些地方被酒友们戏称为“猪瞎子”或“虎瞎子”。
最大牌的违法者来自zf内部，嗜酒的议员和官员们在任期间。酒就没断过顿。
明面上支持禁酒的许多政客，暗地里都是酒友。
至于执法的主要力量——禁酒特工，人手短缺，待遇微薄，而且有的是中饱私囊的机会。
白天查私酒身心疲惫的特工们，不少也会在晚上偷偷跑到某个地下酒馆里喝一杯。
发展到现在，禁酒特工半公开地收受贿赂或直接勒索保护费，甚至公然在禁酒局办公室里开鸡尾酒派对……】
版面附了一张偷拍照片，彩色的，上面清晰的先试着一群身着风衣的禁酒专员，正在挂着禁酒办公室的牌子下面饮酒作乐，他们银荡的笑容，出现在新泽西和宾州、纽约的街头巷尾。
这一篇报道有效的回击了‘反沙龙联盟’，同时还揭露了禁酒团体虚伪的一面。
那几位登上报纸的禁酒专员，他们的笑容有多开心，讽刺的意味就有多大。
至少在丑国东北部，掀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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