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乌龙会的全都是那种卖申为奴的，平日里在主家挨打受骂，有些人即使混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吃喝不愁，可是人格尊严依旧得不到保障。主家发了脾气，照样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身契在主家手里，生死都不能自主就不论其他。对他们而言，钱财的事倒是好说，最关键的就是想找个地方为自己做主撑腰。
官府只会帮着缙绅，律条上更是不支持以奴告主，所以他们就只能自己结社图个心理保障。倒不是说成立个乌龙会，就真有了和主人家叫板作对的底气本钱，但一想到身后站了成千上万称兄道弟同样处境的手足，人的胆量自然就大些。
这种组织人心最齐，为了保住自己的会中兄弟，往往比江湖帮会更敢出死力。他们未必有能力和胆量威胁官府，但是几百上千人到衙门外示威请愿，就足够地方官头疼。毕竟眼下是太平岁月，不是战乱年头，所有人求的都是太平，搞出民乱来的地方官注定要背锅。
凤鸣歧道：“上元乌龙会有多少人，老朽也搞不清楚。但是据弟子们说，几万人也是有的。要是真闹腾起来，范老爷可要早做准备。”
范进皱眉道：“上元有这么多奴仆？”
“等范老爷到杨家吃了老太太的寿酒，就知道江宁蓄奴何等严重了。杨家只是个商贾之家，家中奴仆便有几百人。内中九成都是买断的，身契在主家手里，生死任自己拿捏。有不少欠了杨家债还不清的，就只好把自己家的人卖给杨家做奴仆以求减免债务。江宁城内这种商贾之家何止千百，奴仆么便以千万数了。到了乡下，蓄养奴仆的就更多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介绍护院不容易的原因，家家都有奴仆，内中总有些有气力会功夫的，谁又愿意出钱雇外人。”
范进点着头，“老人家说的是，这是个问题啊，或者说是个大问题！”
他在乎的不是镖行的生意，反正有官府做后盾的生意，就不愁没生意上门。长途的走镖接几宗，就比护院之类赚的多。真正让范进担心的，是这种蓄奴风气对整个朝廷的危害。
以自己为例，中了举人之后，胡屠户一家就上赶着到自己家做奴仆，除了贪图从自己手里黑钱以外，最大的好处就是逃役。明朝从建立之初，就是轻赋重役制度，一般人光看明朝的税轻，往往就忽略了役多且繁，很多服役项目都会让人家破人亡。
当了奴仆，就不再是丁口，这样就不需要去服役。虽然依旧可能被主家压迫盘剥，或是支使去干活，但是两害相权，总是国家正役对人损害更大。所以东南这种地方，穷人很多都投到富贵人家为奴，这种风气一开，官府再想找人服役就比较困难。
除了这一层外，更深一层的隐患，就在于武力的对比。几百个身强力壮的奴仆，足够拆了上元县衙门。如果乡绅都有这种武力，未来再搞出私兵，官府的权威就要打个折扣。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范进是运气好生在南海县，如果是生在广东那些偏远乡村，土客之争动辄万人械斗，地方官府根本无力约束，只能看着他们打。那种地方官府的权威还能剩多少不问可知，那里的地方官就得受制于乡绅大户，根本没有多少威风可言。
这股风就像高利贷风一样，是该刹一刹了。范进心里记着，决定在给张居正写的汇报里，刻意提一句东南蓄奴问题，让未来岳父心里有个数。
凤鸣歧想不到那么远，只是担心如果有乌龙会的人到衙门来闹事，范进不好应付。因此建议道：“老朽看来，还是得跟杨家人打个招呼。上元乌龙会的鼻头是杨家护院罗武，其他几个鼻头有的是他师兄弟，有的是他换贴，都很信服于他。只要罗武发句话，就不会乱来。这次本来就是杨家自己丢卒保车，如果让县衙门替他背黑锅，就太也无耻。”
“商贾么，就是这样了。再说杨世达那娘子本官也见过，是个极精明的妇人，这办法多半是她出的。让她出面扛下乌龙会，她也不想干。回头等杨老夫人做寿时，我会去和罗武谈一谈。这人我见过，虽然是个武夫但还算讲道理，可以交涉。”
两下说完这事，范进又问起官府放贷的事情。这件事虽然官府发了通告，但这东西没多大用，要想做成，就得有力者去推动。范进找的合作人，就是凤鸣歧。
他本来就是江宁地面的社会活动家，又有牛痘的事做光环，与大宅门走动的多。自范进想了联合放贷后，他也跑了一些人家。这些大户倒是比较给面子，主要是捧范进，间接自然是巴结张居正，答应出资与官府共同放贷。但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另一个诉求：打击放贷时请分清敌我，别从自己人身上下手。
“江宁这地方的有钱人不流行买田置地，都喜欢以钱生钱。要么是买织机雇佣机户纺织，要么就是把钱放出去以钱生钱。这里偏又商贾繁盛，做生意的人多，需要钱的人也多，不管利息多高，都有人肯借。杨宝财放债收五分利，都被称为善人，背地里被人称为败家子。其他人的利息之重，不问可知。就这样的重利，还要哀求着他们放款才行，范老爷官府放贷利息只有二分，且利不能过本，这等于是和整个城里放债的人过不去。而这些人里，除了富绅之外，也有一些是不好惹的狠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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