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作为陪都，不知经历过多少大事奇事，老百姓见多识广，一般的新闻，已经无法引起此间百姓的过多关注。捕快公人是什么样子，大家心里也都有数，即便是海瑞做巡抚时期，这些人也就是虚应故事，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或者说在人们的心目中，捕快的形象已经定型，不可能改变。
正是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在上元县发生变化之后，立刻如同磁石牢牢吸引了百姓的目光。乃至缙绅阶层，也开始关注起这座县衙门的变化。
自大明立国以来，还不曾见到任何一座县衙门的衙役捕快每天按时出操，先是排队列，随后就练习跑步。按照范县令的说法是，当捕快的要做到追得上，打得过，拿得住，其中第一步就是要会跑。按照不同年龄段及身体情况分成几组，各组制定不同的距离及时间标准，不符合要求的将面临从罚款到开除不等的处罚。
眼下没有哪个州县会训练捕快，即便有县令异想天开，公人也不会配合。大家都是出来当差吃饭的，凭什么像猴子一样给太爷当马戏耍。可是范进的福利给的足，衙役这个差事能给全家人带来幸福，不少人都把这个差事看得很重，舍不得放弃。毕竟这年月找个一人当差全家管饭的差，可不是那么容易的。相比而言，跑步这种事，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更重要的是，检校役的设置，让大批公人都在范进手里有短处，如果不配合他工作，很可能被他给解决掉，只能硬着头皮参与。
除了跑步之外，第二个新闻，就是范进推出的口号：有困难，找捕快。这年月的捕快在群众心目中形象就是那么回事，当捕快与做强盗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有制服。
老百姓宁可通过自己的力量维护权益，也不愿意找捕快撑腰，就在于这帮人要么就是尽量推事和稀泥，找了跟没找一样。要么就是贪得无厌，找了他们可能损失更大。
现在范进在民间大力宣传，百姓生活问题，可以去找捕快解决，即使不在捕快工作范围内，捕快也应告诉百姓到哪里去找谁解决。比如最极端的例子，我渴了，我饿了这类毫无道理的困难，一般认为肯定不会得到答复，谁问了还可能挨打。
可是现在范进要求捕快不能打人，而是要告诉求助者哪有水井，哪有饭店，哪个码头正在用人，哪个酒楼会施舍给乞丐。同时向广大上元百姓承诺，捕快一不骂人，二不夺物，欢迎监督。如有违反者，一经报到县衙，核实无误后，便会施以杖刑惩戒。
其实大明朝有能力的知县是有的，其中也不乏有识之士明白整治衙役的重要性可是心里怎么想，跟实际能不能做成是两回事。大多数官员还是要受衙役控制，即使想做事，能否拿出一套成体系的方案，也在两可之间。像范进这样规范衙役行动，又训练他们专业技能的，放眼大明全境便只此一家。
这种操练最早吸引到的就是几位士绅，其中有两位是在浙江做过兵备的，私下里甚至放出话来，说这些衙役的操练，有了几分浙兵风采。这话里有几分真实，几分是看在张居正等人面子上的揄扬无从考究，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种管束很有效。
官府的权威与执行力密不可分，衙役掌握不住，县令说的话也就是那么回事，即使想做好也落不到实处。这些衙役现在被范进如此操练，证明其已经把县衙的基层捕役控制在手里，再想做什么事，这些衙役肯定都会服从命令。是以接下来范进贴出的布告，对于整个上元百姓以及缙绅来说，就都不能等闲视之。
所有民间借贷凡利过本者欠债人无须偿还，月息大于三分者欠债人无须偿还超出部分利息，债主索取欠债人房屋、牲畜、田土抵债时，必须有衙门公人在场。否则一律以抢夺论，依律严办。欠债人妻妾子女不得视为牲畜财产充抵债务，讨债中凡以武力伤人者，按律制裁……
这时候县衙门贴出的布告，属于县令这个地方主官自己的管理规定，有时就干脆是地区的下位法。只要不与大明律这种上位法有明显的抵触就是有效规定。出台的这一系列有关讨债规章，完全在范进的权力范围之内，没人能说他有何不当之处。
其实这些条文原本就是律法上的一部分，可是在实际执行中，谁也没把它当成过一回事。毕竟这事是需要衙役去落实，地方衙役什么德行大家心里有数，没人认为他们真能发挥作用，也就不怕官府。可是现在上元县的衙役显然与他处不同，那上元县贴出的布告效力也就大幅度上升，不管是放债还是欠债者，都意识到自己今后的生活恐怕要为这份布告所影响，将发生显著变化。
江宁这地方不比别处，放债的人里泼皮其实不多，大多是达官贵人家的总管或是商贾，整体上说是以体面人为主。一般情况下，官府不敢对他们的行为有所干涉。可是范进已经抓了放债大户杨家的两个催债仆人，证明其远比一般官员胆大敢干，其他放债人也不得不选择了暂时观望态度，观察着这位县令到底只是新官上任的一阵风，还是又一个海瑞海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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