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元新法的顺利推行，加上京畿丈量土地工作阻力减小，江陵门下已经开始纷纷表态请功，保证两三年内就能让新法遍行全国。为了在人前露脸，甚至出现彼此竞争的现象，你说三年可以推行新法我就说两年半，另一个人就说两年。至于地方舆情如何，乡绅的力量多大，民风怎样全都不考虑。
这种激进的作风如果是在战争时期，或许可以算作有效率。但是眼下太平盛世，这帮人的心态更是为了在相爷面前表现才能而不是保证民生。这种情绪和态度到了下面，不出问题才怪。
虽然内宅里，女眷逢迎夸奖她，外面一堆人视范进为新贵，但是夫妻两人的情绪都不高，心情都颇为沉重。这帮人太顺了，以至于有些忘乎所以，王安石新法之败，有很大程度上，就是下面用了这么一群办事人员，总想自己这一任必须出成绩，从没考虑过事缓则圆自己为下任打好基础，以保证民生不出乱子为第一目标。
范进在张居正那已经踩了几次刹车，提醒老岳父变法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必然遗害。现在变法能推进这么顺利，是因为自己这边肯放下身段和一些人谈交易，借力打力的结果。换了这么一群疯子下去，跟谁也谈不拢，结果只能是一团糟。张居正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而是在他那个位置上说话不方便，他固然担心新法推行的过于激进更怕下面的人阳奉阴违因为自己一句话就彻底停摆。毕竟他是亲眼见过大明官吏的怠惰程度，只想着用鞭子抽他们前进，不想给他们松一松劲。
“我的前面是聪明的敌人，后面是无能的同伴，我必须同时与这两者搏斗。而且我自己也不是众望所归的目标。”范进当晚在妻子身上驰骋时，低声念叨出这句前世最喜欢的提督名言之一，张舜卿虽然不知所以，但也能明白丈夫心情，她所能做的就只是以更为温驯的态度进行服侍，尽量消弭丈夫的怨气。
范进当初在船上，许下当粉刷匠的诺言，本以为自己两世为人，对于这个时代有着相当于先知的了解，又有跨时代的认知。自己动手改变什么或许做不到，指手画脚做个裱糊匠总没问题。可到此时才发现，这裱糊的工作原来一点也不轻松。
不怕神对手，只怕猪队友，有这么一群急功近利的同门，不出事才叫有鬼。杨四知因为代上建立学校的奏章有功，被恩赏做巡盐御史。眼下扬州盐商闹罢支，朝堂上虽然没有大规模发作，但是也有人暗戳戳询问，如果真罢支了今年的收入怎么办。这事说到底是范进引出来的，大家不说话看张居正，自然是要他拿个交代。杨四知这个时候请命巡盐，也算是临危受命，动机是好的，可是具体方略上就是另一回事。
在酒席间范进询问他到了扬州何以应对盐商的诘难时，杨四知的回答却是只需给自己调兵权力，扬州盐税保证一文不缺。
先不说扬州的兵到底听不听调遣，只说他考虑的手段，就是最为简单直接不费劲，自己不用走脑子就能完成任务，但同时也是贻害无穷很可能激起民变的方式。这不是杨四知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江陵党的普遍问题。大明大部分地方官是得过且过，当和尚撞钟，地方上只要不出事自己就可以混日子。跟他们比，江陵党算是极难得的人才，个个都肯干活，想要做出事业。但他们走上的另一个极端就是片面追求事功，想要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对于维护稳定局面，保证不出乱子根本不在意。
不懂得维持平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在范进看来，比那些混日子的强不到哪里去。自己没办法约束岳父的部下，就只好给他们定枷锁，加限制。这段时间趁着没有地方接收，他在家里就只做写条陈的事，连纳两妾之余，对于范进没事偷吃梁盼弟以及郑蝉都当看不见，就是张舜卿对丈夫的酬劳。
条陈的内容说起来可以算作业绩考核标准，参考的是后世现代公司管理方面的东西，结合了眼下官场实际以及吏部铨叙标准。之前张居正搞考成法，在范进看来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相信数据。官员的升降全由钱谷数据决定，变成谁能完成课税赋役谁就是好官的奇葩标准，对于民生治安全都不考虑。这样时间一长，必然导致官员漠视百姓诉求，官民相仇的现象发生。
是以范进这次写的条陈，就是针对这种现象做的补充。考核官员钱谷只是一方面，其他方面也要考虑。尤其大家的管地不同，江南富庶钱谷上确实要在意，陕西那种穷地方也要当完粮模范，即使逼不出李自成，也能培养出撞破天、紫金梁之流。对这些地方考核的就不是钱谷，而是治安以及民生。
除此以外，文教、社会秩序都纳入考量范围内，由朝廷的监察机构进行考核。文教不兴，百姓遇事只想挥拳头动刀子，地方上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比衙门还受欢迎，不管你能搞到多少钱粮，都别想升迁，如果地方官搞到百姓切齿就要准备丢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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