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到末年的船反而远不如郑和远航时候，有人把锅扣在刘大夏把造船资料烧了，这个锅刘大夏背着比较冤。原因在于不造大船乃是大明禁海政策与缺乏用途造成的，为什么如此说很简单禁海没可能彻底将船废了，但没有大规模海贸谁会需要造大船呢？
资本讲究付出与回报的，之前不说了明清华夏人驾船基本上就是对日、马尼拉、巴达维亚等近海及南洋贸易，每次出航载上二三百吨货算多了，再多筹措不易或用二条船一样可以的。反正一条千吨船与二条五百吨船成本相差不大，且更灵活。
若船造更大一些目标明显受朝廷打击可能性也大，满载可能性极小，成本支出与收益不成比例。而西方大帆船为什么要比大明的船大许多，主要是他们跨洋贸易船大余地大外，他们的船员也多，居住及船员补给物仅淡水就不是一个小数。
那完全由需要决定而不是造船技术决定的，只要有需求造大船技术可以进步，没需求会造船也逐渐退步。
如郑和远航的造船技术来自宋元传承，可宋元时造船技术也是阿拉伯人为强，那时的船也不见得多大。所以郑和远航在造船史上乃是一次***，办法只不过不计成本四字，而不是技术上真有后人无法破解失传了的进步。
郑和远航是皇帝需要不计成本，后面没了特殊需要加上不知经营亏本下无力继续才停下来的。刘大夏担心烧钱项目复兴烧了造船资料也不为过，连带航行资料也烧了那就是认识局限了。
因这一来常洵也无法轻易搞到那些资料肯定可惜，不过郑和远航航线也就是主要那几条路，找寻向导并不困难。难的是整个南洋那么多岛屿大明所知不多，更不可能有详细资料与地图。
还有出马六甲去欧洲、非洲、红海等等地方，虽可以从西方人那里找到一些资料或地图，却不是完全靠得住的。可再要去调查所费工夫与代价不小，若建立远洋捕捞产业就可以不受怀疑又更深入了解各处水文与沿岸情形。
当然这暂时只是设想，把捕鲸搞起来已经不错了。于是常洵让施梯回登州那边也招三五百人，加中左所抽出三百人在海洋岛那边成立一个捕鲸捕捞基地。
为什么要让施悌回登州也招人？那乃是为了水军不至于一地独大，后世清末水军就因一开始闽地人多，后来排斥其他地方人形成内耗影响了战斗力。
有这影响常洵水军会在浙闽广多招一些，那是三地都是人多地少水性好，还不似北地人那么恋家畏海。但北地人也必须要有外，如海洋岛在登州对面不远，历史上不久成为毛文龙的大后方。
有登州及这里沿海的人参与在适应气候环境方面就好一些，纯闽人在这里捕鲸捕捞至少开始几年不习惯。
施悌这时候已经招到足够的人，并在登州建立了一个后勤基地保证物资供应。海洋岛只有一个渔村，所有的土地种蔬菜也不一定够建在这里的基地所有人吃。所以粮食等供应肯定要从这里采购，虽然这里远不少却在海边又市场大，反而运输采购方便。
施悌负责招人与水手训练、捕鲸等，王文升负责海洋岛建设与管理，所以在海洋岛基地启动前都参加常洵为这基地布置任务的任务。
至于任务为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生产与训练都不误，只不过具体地说生产方面捕鲸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常洵在后世的影响中这里有鲸，经调查当地渔民也说经常见到鲸，真捕鲸时有乃是肯定的多少不好说。
这方面捕获太少可以另找合适的就可以，而且是今后由捕鲸母船带领就不必担心那里鲸少。还有鲸要捕，这过程驾船自然而然熟练起来，作为水军今后骨干也要训练队形、线形、分插、包围等战术外读书也重要。
只要训练从中自然冒出尖子来，就算是普通人在捕鲸这样需要合作、协助、配合的劳动中自然有了水军作战的主要精髓。还有训练也比纯大船训练频繁不刻意，效果会更好。
当然海洋岛基地不计较挣钱，培训水兵也是收益。可是也不能完全忘记挣钱，条件不具备亏本没什么，可也要努力创造条件，只有努力了还不行那也可以更换地点，挑选海洋岛乃是初次搞这个近一点安全。
还有常洵对王文升说捕捞其实与猎人打猎一样存在不确定因素，要了解当地水文渔情，也要研究新设备、新技术、新手段。另外古代人靠采摘现代人靠种植，靠种植肯定比靠采摘的人收获多收获稳定，现在靠采摘绝大部分人都饿死了。
陆地可以种植养殖，要研究水中种植养殖，如适当地形用网一挡大块水面就可以养鱼、养虾。更简单如贝类不易逃走，把它们吊起来、帮它们赶走天敌，就可以收获不少之前很难找到的贝类如扇贝鲍鱼。海苔海带海藻也是一样，只要种植比直接捕捞好就行。
要摒弃一切固定观念，不论可不可以先观察研究，有条件就上。如海洋岛有个大海湾就可以试试养殖，当然鱼虾苗也要研究如何捕捞或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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