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找到参照的，中国的国情毕竟与这些先进国家不同，有些事情他们这么做合理，放到中国却不一定合适，有些方案在美国无法实施，却不代表中国也一样，所以在资料的选择上也应该有所取舍。
现如今也不是没人来美国学习城市规划方面的知识，但是他们的做法往往有一个误区，那就是只盯着美国最新、最先进的地方！
你要问这些东西好不好，那肯定是好，但符不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那就不好说了，因为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历史悠久，从十九世纪就开始了集中性城市化进程阶段，而中国那时候还处于我大清的统治之下呢。
1800年，美国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五，而到了1900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到了二十世纪，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开始从集中性向扩散型改变，具体表现为城市郊区化。
由于集中性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大城市中心环境、交通、治安等情况的恶化，而郊区具有环境好、低价低等优势，城市中高收入阶层开始纷纷向外迁徙，产业逐渐伴随人口向郊区扩散，这种情况的发展导致了卫星城的出现。
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要慢得多，尤其在1978年以前，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政府是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体；城市化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低；城市化的区域发展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制约；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优先于地域转换；城市运行机制具有非商品经济的特征。
这种城市化的结果，是形成了城乡之间相互隔离和相互封闭的“二元社会”，即由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构成了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而到了1978年以后，由于知识青年、下放干部返城，经济发展等原因，城市化进程开始提速，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个百分点，是过去的两倍还多。
到了九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稍微有所放缓，但每年也有0.4%以上的增长率，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2014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提高到54.77%，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城镇人口的所占的比例就翻了近三倍。
而美国在此阶段的城市化率仅仅从73.6%提升到82%而已，所以研究美国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太多借鉴作用，反倒是应该研究他们过去的历史，尤其是1920年前后，美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的阶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要照搬他们当时的做法，明明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干嘛不拿来用？而是要研究他们当时所出现的问题，依旧后世是如何解决的，这样就能形成一条完整地脉络，发现问题并找到最佳解决方案。
像大城市住房紧张、环境恶化、交通混乱等问题，美国过去曾经发生过，中国将来也肯定会发生，他们早期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后来又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我们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做？才能在解决群众需要的同时，又不会出现美国那样的错误？
已经是摸着美国过河了，那肯定没必要在美国摔倒的地方再摔一次，咱们想办法把这个坑提前填好，或者直接绕过去，就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当然，美国的经验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经常遇到的老建筑保护，在美国这边就很少遇到，所以还得去其他国家学习，比如英国、法国在老城区改造和古建筑保护方面就有着丰富的经验。
中国的人口密度要比美国高得多，很多在美国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了中国却成了天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参考人口密度较高国家的经验，比如日本。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算是规划师们做了非常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规划方案，能不能得到认真执行还不好说，因为城市的未来规划可不是由这些规划师决定的，这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高育良来吕州了，他对城市规划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我看在月牙湖盖个美食城就很好么！然后李达康又来了，在月牙湖盖美食城完全不合理，我们要保护环境！两位大佬这么一吵，规划师们就只能瑟瑟发抖了。
按照合理的方式，城市规划应该适当超前，并且严格执行，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概念而已，在实际操作中，城市规划方案却经常会沦为“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命运，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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