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毗、吐蕃、象雄、泥婆罗四藩都纳入西昌，全部改土归流，那这个西昌道也未免太大了些，东西得有六七千里，南北也有两千里，太大了，根本管辖不过来。”
新拜中书侍郎入政事堂的魏元忠提出异议，他早年是在西宁州任过刺史的，算是西昌道出来的官。
很清楚的了解那片地区，蛮的很。
虽然贞观朝起，道一级行政区划就稳固了下来，后来又常设了经略使司、观察使司、常平使司和提刑使司，分管军、政、财、法，不过道一级，四司是平行机构，甚至许多道的四司都不是设在一城。
往往是各驻一城，有的道甚至四个司分驻四城，因此道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正式道城。
而在后来，朝廷又正式取消了内地都督府制度，大的都督府改设为府，如并州府、扬州府、广州府、益州府等，这些升格为府的原大都督府治地，削去了许多军事职权，甚至对周边州的管控权力也大多削去。
府只是比州高一级的区划，但依然属于道之下。
道依然还只是个不够完整的行政级别，始终没有一个如府尹、州刺史这样的主官设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道这一级，管辖地方太大，如果给州以上的道级设立了常设的主官，统领整个道内的各州，并衙级的四司，那权力大的惊人。
朝廷甚至得考虑，会不会失控。
毕竟现在道设四司，可这四司终究是各管一块，而且属于是朝廷中央有司的派出机构。
这也是后来为何朝廷在边疆地区，把大都督改成了节度使的重要原因，边疆地区远离朝廷中枢，形势又更复杂，需要比较统一的事权。
所以设立了节度使，相当于军区，在军事这块有很大的权力，甚至这些年还渐渐的让节度使又兼任观察使、常平使、提刑使等，就是为了让事权统一，以更高效迅捷的自治边地事务，避免事事请示中央，延误时机，效率低下。
但朝廷在内地可不敢这样做。
西昌不算内地，也是设了节度使的，但如果把四藩也纳入西昌，那就算节度使一人再兼四司使，也管不过来。
“陛下，臣近来思考国朝以来的行政区划，从武德朝时设立过的行台，到总管府，再到后来的都督府，再到后来设道，设四司，甚至是设节度使，总是不断的变化调整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更适合当前形势，更好的为天子管理地方。”
秦孝忠掏出一本奏章，开始献策。
他建议在非内地腹心的沿边地区，恢复行台制度。
武德朝的行台制度，也称行尚书台制度，这不是大唐独创，而是魏晋南北朝时兴起的一种制度，行尚书台，就是尚书省派出地方的临时机构，代行使尚书省在当地的权力。
行尚书台长官也称尚书令，或行台尚书左右仆射，一般大行台还设有行台六部尚书，一般行台则设兵吏户等两三部行台尚书。
由朝廷派遣宰相或是大将、亲王等出镇地方，一般是在战时，或是地方发生叛乱等特殊时期，临时设立这么一个机构，派出一位大臣坐镇，给予他足够高的权限，以更快速的处置事务。
事平之后，往往也就裁撤了。
当年李世民就曾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整个潼关以东的中原地区，都在李世民这位行台尚书令的控制之下，文武军政各方面事务都直接由他说了算，他就是大唐长安朝廷在陕东地区的最高代表。
不过唐初的行台很快就废除了，之后是权力稍弱的总管府、都督府。
现在秦孝忠提出在部份地区，设立行台，因为如今朝廷中枢是中书门下，所以行台当称为行中书门下省，简称行省。
比如西昌道，如今形势特殊，可以设立西昌行省，由朝廷从中枢派一位宰相，或者是选派一位高级大臣，加中书侍郎或是门下侍郎衔出任行台长官。
行高官官可以设两位，比如行省中书令和行省侍中，当然，如果觉得这样容易跟中央长官混乱，也可以改个名字，也是很简单的事。
但是行省设立，它的权限会很高，属于中书门下派出机构，是政事堂的分支，但是可以是常设，所以不需要如唐初行台一样，从中枢调派人出去。
而是挑选足够级别和能力的官员，组建行省衙门，道级的四司，也成为行省的下属机构，如州刺史下的六曹。
这个行省的长官，不管是叫总督还是叫行台中书令，他与之前设立过的宣抚使、宣慰使、安抚使等这些临时性的官职不同，他是一省的正式主官，其所统领的行省，也将取代道，成为健全的一级行政区划。
在一道之内，行省衙门就犹如一个小政事堂，其权力之集中和强势，都是前所未有的。
秦孝忠的这行省制一出，殿中都一时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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