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李膺“教授常千人”。
陈寔隐居荆山，设馆授徒，远近的士人都以他为宗师。
便是北海人管宁“，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相友，俱游学于异国，到颍川求学。
后世等到陈寔去世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可以想象到陈寔所授生徒之多。
许多士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颍川游学。
如汉中人祝龟十五岁时，就从汉“中远学汝、颍及太学”。
梓潼人杨充“，受古学于颍川白仲职”。
对于颍川士人来说，则占尽地利、人和的优势。
不仅是人多，颍川的私学的教育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其他地方都比拟不了的优势。
一是法律。如郭躬讲授《小杜律》，钟皓讲授诗律。
二是经学。如唐溪典讲授《左氏传》，张兴讲授《梁丘易》。
他们所传经学有这样的特点：擅长于论辩，多博通而不专攻一经。“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韩融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
这一特点在颍川士人的学术着作上也有体现。如荀爽作《公羊问》及《辩谶》，荀悦作《申鉴》，刘陶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多属论辩性质的着作。
在私学中，颍川士人不仅能学到精深的法家、儒家的知识，也从这些名士大家那里学到很多政治经验。而且这些私学中的士人还相互结交，互相影响。如王烈与陈纪、陈谌交好，杨充与荀爽、李膺相友善，李膺与郭太相友善等等，不胜枚举。
颍川士人有此得天独厚的受教育的条件，使得颍川人才辈出。
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吕煜才冒着有颍川黄巾的威胁，也要到颍川来。
这颍川人才批发市场，随便出来一个，那可都是大才啊！
就譬如面前的郭嘉...
吕煜若是得之，不亚于多了数万兵马。
届时内政有荀彧，军事谋略有郭嘉、戏志才。
只要吕煜不是袁绍那种庸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肯定是能够发展起来的。
当然...
前景是非常美好的。
现在最关键的，便是将这人才批发市场的人才提出来。
现在不是买方市场，而是卖方市场。
也就是说，现在不是君择臣。
而是臣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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