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只是上午八点多，但秦淮河畔人头涌动。
戏台子上正唱着什么戏，化名为吕国中的佐藤隆正站在人群当中看着戏。
周围人声嘈杂，他一时听不清楚在唱些什么。
来到中国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日常的对话交流都没有任何问题，但这种带着浓郁地方色彩的戏剧，他还是听不懂的。
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佐藤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那些百姓，他们都看得十分认真，显然已经把自己带入了进去。
“要想征服这些愚昧的中国人，必须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比如当地的戏曲，只要稍作改编，就可以为大日本帝国的统治服务。好主意，我应该早点想到的。当然了，步子不能迈的太大，尤其是在南京这样的地方，更不能做的太过明显，要一点一点的渗透。”佐藤隆在心里面默默记下这一条。
他在南京的掩饰身份是出版商人，拥有一家小型印刷厂。
因为掩饰的好，即便是小组组长也并不知道。
自从“蝴蝶”小组解散之后，他暂时被留了下来，但是没有被重新任命。
这些天，除了打理生意之外，这些天就在南京城里四处乱逛。
此时的南京，已经是中国少有的大城市之一，物价近些年也涨了不少。
好在南京位于长江的转角突出处，南连吴越、西接荆楚，成为襟带江淮的重要节点。
同时，南京城内水系密布，长江、秦淮河等水路纵横交错，形成了便捷的水上交通网络。
这些水路极大地促进了南京的经贸发展，故而本地的物资并不匮乏。
佐藤隆暗暗记下了戏班子的名字，打算等过几天接触下，把他们唱戏的本子买过来，看看将来从哪里下手改动更妥当一些。
接着，他挤开人群往外走去，围摆起了不少担郎的挑子，售卖各种各样的杂货。
佐藤隆来到一个担郎面前，拿起挑子上的货物闻了一下，一股浓重的腥味，他用南京口音对担郎问道：“小兄弟，这鱼干是哪里的？”
那担郎抬头看佐藤隆衣衫不俗，疑惑的问道：“这位先生，莫要消遣在下了，这种鱼干您肯定不会吃。”
佐藤隆忙道：“我自然是要买才问你，乡下老家来了几个亲戚，怕是就喜欢你这种鱼干，一会我就买上几斤让他们尝尝鲜。”
那担郎眉开眼笑的站起来：“实不相瞒，咱们南京水路交通便利，这些鱼干都是崇明岛打来的海鱼晾干而成的。”
“逆流而上可是要花费不少工夫呢，这么热的天气，岂不是会臭掉？”
那担郎毫不在意的道：“先生，这您就有所不知了，一路上都是放在冰块里的，保证新鲜。”
佐藤隆笑眯眯的指着鱼干：“那你可是靠着它们发了不少的财吧？”
“要是发财就好了。”那小贩有些懊恼的道，“我当时听信了一个同乡，把小半辈子的积蓄都投到别的行业里去了，以为肯定是会赚钱的，结果晚了一步，人们都挤爆了头，赔的一塌糊涂啊，没办法，为了养家糊口才来干这个的。”
佐藤隆略微有些奇怪，看不出来，这个小贩还不是一般人，以前也是创过业的。”
南京的小商小贩们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是只要肯努力，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这一点甚至要比东京要好一些。
佐藤隆对经济十分感兴趣，来到中国之后便在有意研究中国的经济。
日本在1920年春又出现了真正的战后经济危机，危机深重且波及面大：股价暴跌、企业倒闭、银行挤兑、经济萧条，停滞状态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
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农村贫困随之加剧，许多农民卖儿卖女、远走他乡，租佃冲突日益激化。
20年代末，日本又连续发生经济危机，东北和北海道也出现大歉收，农民大量逃亡，甚至全家自杀。
1925-1926年日本农业平均产值减少了近16%;
1920-1924年间，日本进口大米年平均额为418万石，而到1927-1931年这一数字激增为847万石，成千上万的日本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
许多农户仅靠挖草根和拨软树皮充饥，更有甚者依靠卖女为娼来维持生活。
日本军队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大多来自农村，他们对此有切身的体会。
佐藤隆就属于这类人群。
1935年当时日本的民众年均收入才150日元，而一般的东京市民的最低生活开销就有110日元。
城市尚且如此，农村就更惨了，因而很多日本的农民都纷纷加入东北开拓团，只能到国外去谋生。
如果国内能够活下去，佐藤隆也不会去做特工。
那小贩兀自说道：“先生若是想吃什么鱼虾鲜贝，自可以提前告知在下，在下可提前预定，从捕捞出海到先生的盘中也就两三天的工夫，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水路交通便捷，这点是日本学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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