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做官和处事上深得其真传，但李鸿章所作所为却比不上他老师曾国藩，也许，也比不上左宗棠。
华皇破格留用的李鸿章大人，年少时的梦想就是“三千里外欲封侯”，曾国藩曾经不客气的评价李鸿章一心只想升官，出人头地，做人做官太功利。
李鸿章办洋务，兴教育，练海军，建工厂，根本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使国家富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清朝的统治，只有清朝的延续才能保证自己位极人臣，出将入相，名留青史，他也却确确实实地做到了。
李鸿章本就是清朝体制最大的受益者，李家的荣耀与权势与清朝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使东南互保时他始终也没有想过取代清廷。
甲午战后的舆论说李鸿章卖国是偏颇和不负责的。但舆论猛烈抨击李鸿章误国是完全实至名归，不可原谅。
第一个误国是尾大不掉。1864年太平天国被灭后湘军被遣散，但淮军被保存了下来。淮军一直被视为李鸿章的私产，其上到高级将官下到基层营官基本都是合肥人，士兵都是同乡同村，淮军只听命于老板李鸿章，只对李家一人负责，是非常典型的私家军队，是日后中国军阀的鼻祖，兵归将有，将领只对统帅负责而不对朝廷负责。
华皇能轻轻松松推倒清廷，也正是仗着这个空子，轻轻松松的就收拾了李鸿章的淮军。
淮军从建军开始就不是一支保家卫国的军队，士兵当兵是为了抢钱抢粮抢地盘，军官从军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样的军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却是李鸿章跟皇帝和慈禧博弈的本钱。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标志着湘淮汉族官僚集团的全面崛起于国内政治舞台，湘系的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曾死后众望所归是左宗棠。
淮系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而大哥李翰章是湖广总督，兄弟两个汉人同任实权总督，是清朝建国以来是极为罕见的。他们的崛起标志着清政府对南方的已经失去控制，外重内轻的局面彻底形成。
在内战中结成友谊的南方督抚大员们大都是同乡、同宗、同期、战友加姻亲，门生旧部遍布整个官场，后辈相互通婚，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了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正是李鸿章一手从老师曾国藩那里继承了这个关系网，打造了上下一致的利益共同体。
李鸿章误国的第二个地方在于所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庸才，一到了关键时刻就变成了废材，除了幕僚外，他用人和提拔官员的首要标准不是看才学和品德，而是看关系和金钱。时人借此讽刺李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
李鸿章当时组建北洋海军，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其次才是为了国家海防。
北洋海军一直被视为李鸿章的私人海军，绝对禁止外人掌控，没有选择才德兼备有留学背景的邓世昌，也没有选择其他科班出身的海军将领，而是选择忠心的家臣丁汝昌，丁汝昌既没有海战经验，也没有海军经历，完全就是个旧式军官，他的任务是忠实执行老板的命令，整个甲午海战中他犯的致命性错误太多，但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听从李鸿章的遥控指挥，自己没有一点主见，执行避战保船的策略，最终把自己和北洋海军葬送了。
还有北洋海军的各大机关，也是李鸿章的亲信把持，这批人是贪婪愚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北洋舰队的军械后勤主管天津军装局总办张士衍是李鸿章的外甥，幕后实权人物是李经方，这两人的表现在甲午战争中为日本人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鸿章第三个误国的地方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在官场上的权谋同样可以在外交领域大显身手。
但实践证明他自己却被列强狠狠地摆了无数道。第一是与左宗棠争论塞防与海防孰重孰轻。
李鸿章就建议放弃新疆，遭到了左宗棠的强烈反对，左西征后，全力阻挠他收复新疆的行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将东南沿海关税截留不上缴朝廷。
为了筹集粮饷，左宗棠只得通过胡雪岩向国外银行融资，慈禧从皇家内库拨款，才勉强保证了西征军的军费，但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却被李鸿章所芥蒂，最终被盛宣怀联合国外洋行给整垮。
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左宗棠最担心的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军费来源和来自朝堂上的冷箭。
1885年中法战争，他在旗开得胜的时候与强弩之末的法国求和，导致了中国虽胜尤败，丧失了西南藩属国越南，华南、西南屏障洞开，法国势力长驱直入到中国腹地。
甲午战后，为了制衡日本，便引“熊”入室，与俄国结盟，希望得到俄国的庇护，被尼古拉二世利用，加速了俄国在东北的扩张，日俄之间围绕东北、朝鲜问题的矛盾与日俱增，最终爆发了日俄战争，反而加剧了日本对华扩张和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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