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无法领导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权力就能帮助他们获得丰厚的收入，就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了，只有商人，跟工业结合起来，才能成为资本家。
华夏自秦朝废封建、立郡县以来，就是一个官家说了算的社会，封建贵族也能起点作用，但他们不能说了算。
所以，华夏一直都是官家社会，官家大一统，大一统容易扼杀各种历史可能性，最重要的就包括扼杀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华夏历代都是农民社会，一个皇上，一群官吏，农民一盘散沙，抱不起团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思想一直占据主导，统治阶层只要大家都老老实实的做个良民，便满足了。
农民信息闭塞，一般都认账。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是肯定发展不起来的。但是工商业发展起，老板们见多识广，又出得起钱，网络密布，这时封建统治就能碰上对手了。
在西欧，星罗棋布的一个个城镇，一块块地盘彼此独立，势均力敌，忽然有一块地盘上发生制度突变，成立了城市公社，或者商人掏钱建立联防，维持内部治安，反抗外部侵略，并且成立一个董事会管理城市，管理军队，这时候，这块地盘上谁说了算？资产阶级说了算。
资本家们控制了暴力，建立了有利于自己的法规，于是资本主义诞生，封建主义消亡。
西方历史上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主义和****地盘的暴力均衡的夹缝中出现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很像中国的****社会，属于第三等级的商人，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推翻了国王和贵族，国民大会说了算，这是法国****消亡的途径。
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鸡吓猴的巨大风险。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此外，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水平高，与外界交易的次数少、数量小，忍一忍也不是很要紧。因此小农对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并不苛刻，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
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耐受性很强，对帝国官僚制度的适应能力很高，直接结果便是支持了帝国的统治方式，就好像耐粗饲的家畜品种支持了粗放的牧养方式一样，小农经济也支持帝国粗放迟钝的管理，并且间接抑制对帝国统治方式的耐受性较弱的工商集团的发育。
另外，小农经济对贪官污吏的承受能力又孕育了导致帝国崩溃的隐患。由于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激励压榨程度逐步升级，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欧洲形成了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工商业吸纳了大量人口，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化肥农药等新投入的生产要素，从而提高了农业产出水平；发达的商业也保证了外来的食品供应，支撑着工商业分工的深化和繁荣。如此分工与专业化交互促进又相互支持，逐步改变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这种新的文明体系及其市场色彩浓厚的激励机制，改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最后达到了人口增长率和生产方式的承受能力的基本平衡。可惜，这些过程未能在华夏各个帝国两千多年的轮回中展开。
在华夏历史上，工商业的形成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极其密切。在早期阶段，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分工本身就产生于暴力赋敛集团及其支配的行政权力的需求和指令，这就是周朝的“工商食官”。
官营工商业以暴力强制为基础，垄断山林池泽和矿产资源，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帝国的官营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制造出了精美的祭祀用品、战车、兵器、航船、宏伟的建筑、精巧的手工艺品，以及相应的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帝国的代理官员是这套生产体系的直接管理者。
但是，无论官营工商业如何发达，它终究是帝国的附庸，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所支撑的政治军事组织的附庸。它没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动力。官营工业生产体系还面临着一道难以突破的边界：在自身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分工越细，体系越复杂，代理链越长，管理成本就越高，分工带来的利益也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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