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新亭的小舅子朱延北是商人的儿子。他是白手起家开办神佑药房的。他并不懂得西药，也不懂医务，连卫生常识也不比一般人高明。他原来在上海一家私营广播电台做练习生，后来当了播音员。这家电台有个歌唱团，其中有一个叫刘蕙的团员，年纪不过二十三四，生得平平常常，身材和举动同男子差不多，喜欢哼哼唱唱，到处蹦蹦跳跳。她有不少男朋友，可是没有一个愿意和她结婚的。她和许多男朋友一道交往回来之后，常常感到无比的孤寂，认为自己在恋爱上是不幸的。但另一方面，她却比任何一个女子幸运，也比任何一个男子幸运，她一连得了两次头奖。一次是慈善奖，一次是中央储蓄会的奖。她取得了四百银元的奖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件事轰动了广播电台，也轰动了上海。刘蕙的身价无形中抬高了，男朋友找她的多了，其目的不过是要她请请客，吃完了又复东走西散。这时，有一个男朋友却看中了她，这就是朱延北。他很快的就爱上了她，结了婚。这可以说是朱延北平生第一笔生意。有了资本，他就希望做第二笔生意，赚更多的钱。恰巧电台旁边住了一位青岛客人，专门做洋酒、罐头、乳粉这一类生意，生活很阔绰，服装极华丽，眼看着钱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面对着这样的商人，朱延北的眼睛越看越红，不安心做一个播音员了。用刘蕙那四百银元，他到西藏南路的一条小弄堂里租了个客堂，里面放了一张桌子两张沙发算是写字间了，挨着客堂里面放了一张床，用一块白布隔着，算是朱经理的卧室。电话装不起，借用邻居的。他跟青岛客人做的是五洋杂货带点西药。他认为自己很有福气讨了一个有钱的老婆，做生意也一定有福气。他挖空心思想了字号的名称：叫“福佑行”。这字号实际上不成为一个字号，可是招牌做得挺大，挂在弄堂口，白底红字，过往行人在马路上老远就看见福佑行三个斗大的字。五洋杂货的利润虽然不错，比起西药来，利润还是薄的。经朋友再三的怂恿，劝他专门贩卖西药，那个青岛客人看他手里有点钱，人也算得上聪明，乐意帮他一个忙，给他拉上一些客帮的关系。他自然高兴得没有话说。福佑行变成了福佑药房，并且从西藏南路搬到汉口路的吉祥里，扩大一间写字间，一共有两间。朱延北成了西药掮客，拿了一张价目单和几种样品，到处兜客帮的生意。这位西药掮客起初连药名字也弄不清楚，把消发灭定叫做沙发不定。给客人几次指点，加上药厂药房伙计的帮助，他开始熟习一些药名和它的主要性能。凭他那一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和善于观察对方的意图满足对方要求的能力，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在西药这行业中几乎大家都知道有个很会钻营的掮客叫做朱延北。他手面不小，也有一些商业上的魄力，只是有一点：实力不雄厚。许多利润很厚的生意，眼看着在他面前滑过，不仅他本人，即连别人也为他惋惜。他于是向姐姐轧头寸。姐姐不肯，一则手里现款不多，有点钱都变成了黄金美钞；二则不知道朱延北这行买卖有多大把握，踌躇地不肯借给他。朱延北说西药这一行只要有钱存货，那准是一本万利，而且睡在家里，钱就会往屋子里滚进来。姐姐答应借给他一千银元，这远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向无锡的堂房哥哥朱暮堂借了五十两黄金，月息一两黄金；同时向上海利华西药房柳经理轧了两万元头寸，月息五分，不消半个月，利息就等于本钱。人家看他吃这么大的暗息轧头寸，同行都为他捏一把冷汗。朱延北不在乎，凭了这点本钱，他在市场上做空头，投机倒把。他对行情看的相当准，市场的规律也摸的熟，只要把买到合适的药品，那一定赚钱。利息和物价赛跑，怎么高的暗息也追不上物价，做西药更是笃定泰山。朱延北的生意日渐扩大，写字间扩大，职工增加，在重庆和广州两个地方设了分号，实际上这两个地方只有两个伙计，给上海跑街接头。
他成了西药界一名红人。本来他出入总是叫“祥生”或者“云飞”车行的汽车，后来自己买了一辆半新不旧的顺风牌小轿车。三轮和老虎车已赶不上送货的需要，他买了一辆旧吉普车，吉普车两旁和后边都漆上四个耀眼的红字：福佑药房。可是投机钻营来钱快，亏钱也快，没用太长时间他就亏了个底朝天，药房也破产了。他又不甘心，就想找大老板的姐夫，重新经营，东山再起。
朱延北回到家里的态度和在福佑药房时完全两样，垂头丧气地坐在卧房的单人沙发里，摆着一副长马脸，没有一丝笑容，像是穷困潦倒得再也扶持不起来的样子。刘蕙在灶披间洗完了锅碗，一路上哼哼唱唱走进卧房里来，笑嘻嘻地问：
“吃晚饭没有？”
朱延北没有答腔。
“是不是没吃？要不要做点吃？”
朱延北冷冷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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