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瑜看着陈列柜里的南宋官窑葵瓣洗，快速回忆自己了解过的南宋官窑资料。
关于南宋官窑的研究资料中，曾提及两个官窑，一处为郊坛下官窑。上世纪30年代已确定其窑址位于临安市郊乌龟山。其后，该址曾多次进行发掘工作，其中又以1980年代的检测和发掘最旷日持久、钜细无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年代更早的窑口，即修内司官窑，但其窑址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始有定论。
虽然如此，研究者一直视之为极品官瓷的出处。关于修内司窑，最脍炙人口的记述来自陶宗仪的两本着作，但二者内容大同小异：其一是陶氏编修及身后出版的《说郛》，书中引述了南宋作家顾文荐《负暄杂录》的记载；其二是《辍耕录》，其引文来自南宋叶寘着作《坦斋笔衡》：“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花，极其精制，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考古学家现已在老虎洞找到了修内司窑遗址，该处距凤凰山南宋皇城北面城墙不足一百米。上述关于修内司窑成立的记载，后世文献多有提及，但据现代学者考证，内侍邵成章虽于徽宗(1101-25年)朝中任官，但被罢免后流放至南雄州，自此不曾还朝，由此推论，邵成章不可能是开办南宋官窑的功臣。但一直以来，学者皆假定修内司窑的成立早于郊坛下窑，而且其作品确实胜于后者。
沉瑜记得自己在几家大博物馆中看过的馆藏，以及老虎洞与郊坛下窑的出土标本，似乎亦与此说相符。
老虎洞出土了五个地层，最上层为近代遗存，第二层为元代遗存，第三及第四层的断代为南宋，第五层为北宋。至于两个南宋地层的出土陶瓷，皆符合文献中关于修内司官窑器物的描述。
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指出，出自修内司窑的官瓷除了做工精妙，部份还有“蟹爪纹”和“紫口铁足”。立烧而成的器物，窑烧前必须擦掉器足的釉料，以致含铁丰富的深色胎土外露，此乃“铁足”；另外，口沿因流釉而釉层偏薄，胎土隐约外露，故名“紫口”。
曹昭1388年着成《格古要论》，书中对官窑瓷器亦持相同的看法：“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澹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类汝窑。”
沉瑜觉得，自己所知道的南宋官窑的样本特征，既能在老虎洞窑址南宋地层出土的陶瓷中见到，亦能和眼前的官窑洗相互印证。
他想好说辞，对阿尔杰说道：“阿尔杰先生，根据已知的几个拍卖例子，我估算这只官窑洗的价格应该在200万美刀，甚至更高。”
阿尔杰笑着点了点头。他从柜子里拿南宋官窑洗，将其口朝下放到了桌面上，露出底部。他指着官窑瓷器支钉痕说道：“我看过几个不同时期的样本。好像应该叫～南宋，对了南宋和元代官窑曾烧造多款，与这件瓷器接近的棱口洗，它们或有六棱或八棱，或像本拍品呈十棱，多者甚至有十二棱。这类作品的器底均施满釉，并用支钉烧造。
出土的瓷器有数件近似，贵国首都博物院藏两例十棱官窑洗，巴娄爵士珍藏一例十棱官窑洗，现已纳入艾希莫林博物馆，它曾于1952年伦敦展览中亮相。另有一例十棱官窑洗为米礼肯旧藏，现为克里夫兰美术馆珍藏。
这批十棱官窑洗俱用五根支钉窑烧而成，故足底釉面有五个相应的支钉痕。
贵国南方的博物院，珍藏了一例十棱官窑洗，其底部有六个支钉痕，与这件如出一辙。首都博物馆珍藏一例近似的六棱洗。大维德爵士曾珍藏三件八棱官窑洗，均有六个支钉痕。
我认为，这件瓷器的价格应该在200万～300美刀。”
沉瑜听到这阿尔杰如数家珍一般，说起现存于世的南宋官窑洗，暗暗吃惊，可见此人对这类瓷器的研究非常深入。
他试探着问道：“我出钱补足多出的部分，怎样？”
阿尔杰摇头说道：“很抱歉。这也是我非常喜爱的珍藏，我还不想卖掉它。就如同你喜欢花国古玩一样。您可以继续选，找能够补足差价的物品？我们时间充足。”
说吧，将官窑洗放回了原位。
沉瑜看到阿尔杰如此坚决的拒绝，也只能作罢，然后继续挑选。
阿尔杰看他似乎难以选择，便拿出了一个蓝釉开光粉彩的瓷壶。这件瓷器的铜鎏金壶口和执柄以及底座都是后配的。
“沉先生，您看看这件瓷壶怎么样？因为没有款识，我一直无法确定这是什么时期的。”
沉瑜拿过执壶看了一遍，说道：“这件执壶的原本应该是一个瓷瓶。大概是17世纪中后期，也就是华国康熙时期的粉彩瓷器。后来加装了手柄，手柄连接壶口和底座，成了一把执壶。大概是18世纪中期进行的改造。这件古玩的价值大概是10万美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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