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的权利是有限的，可责任，尤其是对党和人民群众的责任是无限的。”我说。
“你回答的太标准、太程序化了，说的太空了。在我面前，别说这些永远正确的废话，行吗？”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副处长董向明说。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县委书记究竟有多大的权利，我说不清楚，你说一点实的吧。”我说。
“县委书记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先听听专家怎么说吧。”董向明说。
“又是砖家，砖家怎么说？”
“有专家说，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什么区别。”董向明说。
“我的天啊，这么大的权利啊。”
“别跟我装模作样，好不好？你是县委书记，难道你不知道？”
“我没有装模作样，我在洗耳恭听呢。”
“在我们中国，县委书记的权力大得让人难以想象，曾经有段时间，几乎出现了权利失控的局面。”董向明说。
“何以见得？”
“譬如说，在强征强拆中，县委书记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公民的住宅、甚至祖坟一夜之间夷为平地，可以让农民赖以生存的田地成片变为开发地、工业用地。可以把强征来的土地，百亩千亩以低价，甚至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零地价’捧送给开发商。”董向明说。
“好邪乎啊。”我说。
“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当然，也可以让在当地呼风唤雨的大款一夜成为阶下囚。可以一天提拔百名官员，可以把七大姑八大姨弄进公务员队伍，让纳税人养起来。男的可以包二奶、养小三、潜小四,养育私生女。女的与有关领导保持不正当关系，或者其个人的私生活比较混乱，权色交易，以色谋权，拥权腐败，贪钱好色，包养男人。可以派人跨省，甚至进京抓记者。而且，凡是提拔重用的，几乎全都是县委书记……。”董向明说。
“本来，一个销售收入几亿的企业，需交税千万元，但县委书记引进的企业，交了税，财政却可以返还给企业。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一个企业不但三年不用交税，县里还给该企业担保贷款，拨几千万元的科研经费，原因也是该企业是县委书记引进的。”董向明说。
“你这次引进的一个德国企业，可不能因为是你引进的，就这么盲干啊。”董向明说。
“你放心好了，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只要我担任县委书记一天，我就绝不允许别人这么干。”我说。
“媒体曾报道某县原县委书记孙某擅自将房地产开发所得税、销售不动产营业税，作为招商奖励退还给开发商。让某公司承接时代广场步行街工程，净赚6000多万元，违规退税还拿了200多万元。码头开发公司的胡某，免费从孙某手上拿到海头港口岸线开发权，建起了一圈海景房，获利数千万元。”董向明说。
“孙某还以每亩1万元的超低价，批给金汇公司500亩地建厂，还为其提供担保贷款1.5亿元。金汇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孙某直接就安排开发区管委会借给金汇公司2000万元。”董向明说。
“可以说，县委书记是‘政治强人’，也可以说是权倾一方，甚至是独断专行的霸王。由于县级与中央隔着省级、市级，大多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确实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加上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严重失控，监督几乎呈现一片真空地带，从而造就了县委书记‘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扭曲心态。”董向明说。
“我跟你说几个坊间流传的段子，戏谑中展现了县级官场的真实生态。‘县委书记绝对真理、县长相对真理、常委服从真理、其他班子成员没有真理。’‘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做笔记不张口。’‘一千个副手，抵不过一个正手。’”董向明说。
“许多落马县委书记都坦言，以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他们的话都是‘绝对真理’。一把手的核心权力就是对人、财、物、事的拍板权。某省一位落马的县委书记说，在他担任县委书记的四年间，从来没有人在他拍板时提不同意见，唱反调的更没有，‘在县域内，我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都是我说了算’。”董向明说。
“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但他又说：‘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县委书记的权力很难受到制约，因此，县委书记们，很不幸地成了当今中国最腐败的一群人。”董向明说。
“县委书记的权力失控，最根本的是权力过大而又缺乏有效监督。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既齐全又强大，不仅掌管着全县一切资源，包括决策权、人事权、财政权，甚至涉及公安检察法院的司法权，堪称一方‘诸候’。绝对的权力没有监督，往往如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无法无天。”董向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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