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科技、文化，并未落后于世界。
法兰西的笛卡尔喊着我思故我在，和王明阳的心外无物，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核心观念都是唯心主义。甚至王明阳的唯心主义也更加接近唯物主义。
即便是在天地倾覆的大变局时代，大明朝也有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官员在历法、数学、物理上追逐着大道前行。
在大厦将倾的时候，依旧有孙运秋的一部《镜史》千古流传，证明了大明朝鼎盛的磨镜工艺，万花镜、鸳鸯镜、放大镜、幻容镜、夜明镜、千里镜七十余件光学仪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也从未离开过中国人。
大明朝的一副眼镜，只用五六钱银就可以买到。
在全球都蒙昧的时代里，全世界名为科技的种子都在萌发，中国这枚种子萌发艰难，最后胎死腹中是因为改朝换代。
欧罗巴的科技种子的萌发，先行者伽利略现在正在接受训诫，被保皇五世严令，让他完全放弃：不论是口头上还是书面形式，对日心说的探索。
科技最终在欧洲萌发，茁壮生长起来，并且开枝散叶，逐渐的结出了一颗颗硕果，而这些硕果落地生根之后，再次孕育出新的幼苗，茁壮成长。
名曰科技的森林，变成郁郁葱葱。
为什么没有近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呢？
一些人从最开始的源头追溯，认定中国的文字是表意文字，它的书写和发音是相互独立的，你的文字都是错误的，你的一切当然也都是错的。【注1】
一些人从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公元前开始算起，认为中国人缺少了产生哲学思辨、自然科学争论，所需要的思想积淀、人才储备、社会环境。
一些人从儒释道身上开始寻找起了麻烦，觉得是因为封建迷信，礼教束缚，这也很容易理解，觉得中国的皇帝崇信天人合一的理念，并且这对皇权的集中和统治，有着巨大的帮助。
丝毫不顾及，开普勒这会儿，在鲁道夫二世（已退位，开普勒并非放弃追随）身边的身份是占星师，他正在向雷根斯堡，申请拖欠了几个月的薪俸。
朱由检也不会将这近代科技未曾在中国孕育的帽子一头扣在鞑清的头上，是他自己没有保护好这份祖宗的基业。
他将这丢失的四百年，全部都归罪到自己的身上。
朱由检之所以愣愣的出神想了这么多，不务正业，不去文华殿点卯上班，例行公事的进行廷议，完全是手里拿着一张表和两本书。
《远镜说》天启二年作品，它第一作者是汤若望，而第二作者是钦天监的五官灵台郎，李祖白，一个从七品的官员，写的内容是伽利略的望远镜，和李祖白关于观测月亮的一些总结。
另外一本书名为《天文略》，万历四十三年在北京刊印，这本书很难啃，是一个名叫阳玛诺的传教士独立完成，阅读时，需要摒弃这本书关于神学的一些执着，才能读懂他对日心说的观望和对地心说的执念。
还有一张表，名字叫《鲁道夫星表》，乃是开普勒在雷根斯堡的最新成果，邓玉函曾经在登船之前，向开普勒进行求助。
而开普勒在天启七年正月，也就是八个月前，将这份最新的行星表，远渡重洋送到了大明朝的澳门卜弥格的手中，而卜弥格在三个月前，将他邮寄到了京城金尼阁的手中。
朱由检由衷的感谢现在还没有被取缔的大明驿站！
将这份表格如期的寄到了北京城，并且金尼阁将其翻译，送到了自己的御案之上。
这是传教士们和工部一些官员的试探，他们在试探大明朝的皇帝是否开明和包容，他们不得不如此的小心翼翼。
开普勒在德意志正在申请俸禄，伽利略正在意呆利被训诫不得研究日心说，《天问略》刊印之初就遭到了士大夫的集体攻讦，大明朝的朝堂上，明公们，显然不喜欢这种能够打破天人合一政治格局的歪理学说。
工部官员和传教士们，试探的用这封翻译出来的图表，来试探新的大明皇帝对于学术的倾向。
而朱由检招了招手，对王承恩说道：“廷议完了，你去取一千金，给金尼阁送去，就说这表，朕买了。让他们大胆的翻译，不用束手束脚。要是能把伽利略、笛卡尔、伽开普勒三个人弄到大明来，一个人十万金，三个人都到了，奖励百万金。”
一千金，就是一千两白银，百万金，就是一百万两白银。
千金买马骨。
这份表还不是马骨，是一封记录着一千零五颗恒星的位置的图标，这个星表制作的极为精确，一直到百年后，一直是航海家们的家传至宝，因为他可以让航海家们，不在茫茫的大海中，迷失方向。
“皇叔。”张嫣等在乾清宫门外，她没有提前到文华殿，而是跟着朱由检一起去，这让朱由检由衷的有些怀疑。
两个人在宫里可没客氏那么大的阵仗，搞一大堆轿辇，宫里最近在节省开支，从内三库掏出的五十万两白银的陵寝费用，已经将皇宫掏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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