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正确地理解一个人物在一个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动物的世界中，存在一个不言而喻的行为。那就是把那些能够被重复的事情叫做可以验证的，被验证了的东西就可以说它具有一定程度道理的性质，被验证得越多，我们认为它的道理的性质往往也越多。然而历史之所以是历史，便是因为它不可复还。它是被固定了的事实，它是所有现象的综合，它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因此，不了解历史是不可能的，了解全部的历史同样是不可能的。建立一门抽象的历史研究是可能的，但想要控制变量验证具体的历史就又是不可能的了。
在人类存在的中期，按照巡天总览的记录，存在过一个被叫做古埃及的国家，法老是古埃及的统治者，相当于被人格化的天球，是当时古埃及最有权力的人。他想要证明埃及语是人类最古老的、原初的、自然而然就会诞生的世界第一种语言。他便将刚出生的婴儿交给不识字的牧羊人圈养，来观察婴儿是否会自发地、最先地学会埃及语言。结果婴儿最初喊出的读音类似于“倍科斯”。结果埃及法老命令语言学家寻访各个民族，反复查询，认为这个“倍科斯”是普里吉亚语发音里的“面包”，并不是埃及语。
这位埃及法老想要验证语言历史的行为实在显得天真。不过也感谢他的天真，没有强词夺理与牵强附会，不然他的狂妄自大必然会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语言剥夺实验毕竟只是历史中的趣闻，不能当真。然而等到达生世革命以后，颇有一些科学家想要做更大规模的“语言剥夺实验”。他们尝试利用构造孤立星球模仿早期历史的环境，期望几乎完全复原历史的条件从而从科学的意义上测量社会学的规矩。首先，这对于巨大规模的历史显然不具备显着的作用。因为构造是不可能构造出比自己更大的东西的，而巨大规模与微小规模的社会已经被历史本身验证了它并不具备自相似的法则。可是对于规模比较小的历史就可以忽略其殊异性了吗？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从北冕到史隆所得出的各不相同的答案就是明证。得出了不好的结果后，这些科学家仍然不放弃，甚至想着利用遗产进行平行宇宙验证，以及不回到历史中去的历史改变法——这近乎悖论。对于这些新的做法，我不敢妄自判断，只能欣然等待，期望他们真的能确切得出物理历史的法则。
还有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他们另辟蹊径，发明了预言法。他们认为与其回溯过去的缘由，不如先预言未来。如果未来是按照自己所说过的道理变化的，那么自己所说过的道理不就也能指导过去的可能了吗？他们期望通过某个统一的理论，通过自身验证未来的能力证明自己也能够验证历史。然而在每一个成功的预言的背后，往往还有着无数失败的预言。这些失败的以及成功的预言又往往都是从一个道理中诞生的。道理莫非也与薛定谔的猫一样既是活的也是死的么？猫永远是不知道的，道理也就永远是对的。
人类世的后半段，作为基因生命开端的银河系，出现了一种不寻常的斗争。它的起源是一些基因生命，抢劫和屠杀了另一些基因生命。于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以及未来的数十亿年，出现了一种无限高涨着的运动，它点燃了火。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有许多的人都想过要扑灭这种火焰、怎样扑灭它的火焰、扑灭它的火焰又会变得怎么样，但这种火焰在我们的历史中是没有扑灭的，再怎么设想扑灭也是无济于事的了。
它的教训是惨痛的，它的开端让定形与不定形都感到了遗憾，它的缘由众说纷纭。它为什么开始，为什么走向高潮，又为什么走向了一个在迟钝中全部消亡的结束，它到底起到了什么历史作用，对于动物的发展又有什么启示？不论现在的人提出了什么样的解释与想法，想要正确地评判这段历史以及历史中的个人，究竟不能用“如果”去想象，究竟还是要把他们放回到原本的历史之中去。
公元第一千六百万世纪到第一千七百万世纪之间，丹宸号进入了第五垠。天色迅速黑了下来，冷峻的夜色从远方开始伸展，重新亮起了无数的星。
李明都随之问道：
“我们是到了外界吗？”
“不是。”
遥山几微顾及远方，在一瞬间就遍历了周围所有星星的定位。
“确实很像是正常的星空了，但少了太阳系的行星和恒星，少了北斗群，还少了天市的第六到第……不——不对！”
他在星星闪烁的那刻顿住，说：
“我们还在……壶中。”
人在交谈，人本身没有变化。星星在闪烁，于是一些星星消失了，另一些星星出现了。没有大气的夜空，星星原本不该闪烁。但现如今，星星的出现与消失就像是海上的浪花。浪花卷起了，浪花退落了，但新的浪花又会沿着冰冷的夜空的棱角追上这片退落的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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