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窑瓷器的款识有三种情况：第一类是大家都知道的帝王年号款的器物，占官窑器的绝大多数；
第二类是无款官窑器，南、京博物院藏有清雍正仿明永乐官窑的青花牵牛花纹倭角瓶，其中一件就是无款，为刻意仿明之作，在清宫档案中也有乾隆皇帝授意某种器物不具款的记载；
第三类是帝王的堂名款器，如“慎德堂制”、“大雅斋制”等，因此，有款识的器形不一定就是官窑，无款识的器形也不见得就不是官窑，“款识”并不是评价瓷器是否为官窑的唯一标准。
就以北这件清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大瓶为例，目前能与该器相比拟的同类大瓶有两件：藏于首都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大瓶，和藏于台北故宫的乾隆粉彩霁蓝描金花卉诗句八方瓶。
这三件大瓶均无底款，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皇帝，尤其是乾隆帝，总是精益求精，不惜工本，要求御窑厂一再烧窑实验，直至烧造出满意的绝佳式样为止，因而这个时期有些无款器物是奉旨不加款识的。
同时，这也与皇帝比较迷信有关，据传康熙帝怕太监将官窑瓷器打碎，寓意不吉利，唯恐自己的江山不保，因此要求烧制的瓷器不落本朝款或不落款。
还有一种情况是仿前代瓷器，如宋瓷、明瓷，倘若原件无款，仿制出来的瓷器自然也就不会带款，而模仿宋明经典瓷器，正是清代官窑的一大特色。
再者，从存世官窑瓷器来看，清代祭器和供器往往是不署款的，这件粉彩霁蓝描金大瓶与首都故宫和台北故宫的另外两件一样，正是作为宗教祭祀之用。
要评判官窑器不能光看官窑的款识，还要综合多方面的知识，如可通过瓷质、造型、画风、釉色等多方面来进行评判。
官窑除了制作精细，各个朝代都有自己代表的画风、釉色和器形。
比如明嘉靖信奉道教，那时候的器形主要以葫芦造型的瓶为主，并出现了大量与道教有关的纹饰，如八卦、云鹤、仙鹤、松树等纹饰，像这种纹饰的官窑，其他朝代较少见，是明嘉靖朝官窑所特有。
款式方面也很重要，明清官窑瓷器写款，从明永乐才开始有款，虽然洪武二年开始设了官窑，但是洪武的官窑瓷器，没有一件带款的。
所以如果见到写“大明洪武年制”，或者“大明洪武年造”这种款的瓷器，那肯定是仿品无疑，又如永乐瓷器的款，永乐时期虽然开始写款，但并不是很多，因此市场上能真正见到的很少。”
“这也不能说明你这只就是无款官窑。”徐佳琪还是一口咬定韩孔雀的这只瓶子出身不正。
韩孔雀不再说话，而徐祥山也制止了徐佳琪再胡搅蛮缠。
其实，虽然这件官窑瓷器没有款识，但是其颈部及圈足的霁蓝描金装饰之细腻难能可贵，每瓣瓜棱框格都绘有不同花卉。
包括牡丹、芙蓉、梅花、菊花、红白石榴以及莲花，并吻合乾隆喜好大型瓷器的特征。
同时，目前已知类似器型仅三件，一件在首都故宫博物院，一件在法国的吉美博物馆，另一件即为此件，这也大大增加了其作为官窑的可信度。
这也的精品瓷器，制作工艺难度相当高，就算是皇室官窑烧制，都是不断试验才能烧制出一批成品，所以民窑一般是烧制不出来这样的精品的。
所以这样的瓶子，不用说价格肯定很高。
这样的瓶子也更加吸引人，原本收藏家花巨资购买一件官窑重器，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但这件瓷器并没有“大清乾隆年制”年款，这无疑使得这样的瓷器数量更少。
现在知道的，加上这一件，也不过三件，这样的瓷器，价格很高已经是肯定的了。
最后商定的价格是两千万，虽然这件粉彩霁蓝描金花卉大瓶，可能卖到三千万以上的高价，但在这里，只能取保守价格，所以最终的价格是两千万，除去三百万的本钱，韩孔雀居然也是盈利一千七百万。
“这一局就算平了，不过，这样的实力，可没有资格建立一家私人博物馆啊！”徐祥山不得不承认韩孔雀的实力。
不过，两局他一胜一平，如果再输一局，那韩孔雀也没脸说自己是收藏家了，所以，那个私人博物馆，他也不用提了。
这样的实力，根本没资格加入他们收藏协会，不入收藏协会，还搞什么收藏，就更不要说建立私人博物馆了。
“哎！真是可惜。”陈嘉义阴沉着脸看着房间里的那些老头，这些老头虽然说不偏不向，但刚才的估价明显有问题。
徐祥山的那件哥窑方瓶取了一个最高价，而给韩孔雀的这只粉彩霁蓝描金花卉大瓶却取了一个最低价，如果不是这样，这次韩孔雀就算赢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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