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本就是东林党大本营，这里还是皇帝起兵之初的基本盘，大量勋臣元老大臣都出自江南，可马士英还是顶着压力，在江南全面推行新政。
一项项，全都是他亲自带头去督促推行，他也是彻底豁出去了，不怕得罪人，谁的面子也不给。
清理官田，整顿军屯，开征工商税，征收厘金，每一项都要得罪无数人。
好在有天子支持，也有北伐的节节胜利，让他在后方也算是能够势不少。
现在刚入朝，就面临皇帝的不满。
马士英也觉得有几分委屈，还是力谏皇帝。
“陛下，臣以为如今虽然北伐形势大好，接连收复山东河南汉中甘肃等许多地方，但臣以为山东河南等地，如今情况并不好，连淮南都还没恢复过来，朝廷收复这些地方，其实是背上了很大的财政负担。
短时间内很难获得什么税赋，陛下又仁爱子民，免这些地方百姓的地丁银，甚至赈济救灾的力度很大，这就是个大窟窿，朝廷往里面填很多钱粮进去，新收复的这些地方要派兵要派官，治理成本也很大。
臣不反对陛下的这些仁政，只是这确实是很大负担。
如今既要修黄河，又要赈灾民，还要整编御营、京营、屯营、外营，甚至要训练团练，要剿匪，哪一项都是很大的开支。
军饷、装备、打仗的开支。
北伐之初，我们虽只据有浙东一隅，但当时浙东基本完整，较为富裕，我们包袱不大，兵马也不多，北伐连捷，还能以战养战，甚至通过战争获得许多钱粮等。但现在我们不一样了，臣以为饭还是得一口口吃。
臣也希望能够马上就攻入北京，收复两京十三省，可欲速则不达。
如果陛下能够再多些耐心，多给些时间，那么不论是朝廷，还是将士们，还是百姓们，都会轻松不少。”
“今年如果少整编几镇御营，财政上都能宽裕的多。”
“少打一仗，就能减轻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军费。”
马士英觉得如果计划订的太满，又要整编十八镇御营出来，又要进攻北京，还要攻下颍州南阳，甚至荆襄湖北，还要夺取褒城，进攻关中，实在是任务太重。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他斗胆提出，不妨改进攻北京为羊攻，假装做势要攻北京，但虚张声势而已。
专心先收复河南，湖北荆襄都可以先放一放，一步步来，一仗仗打，不要同时几线做战，哪怕是调外镇、屯镇兵打仗，军费开销也很大的。
行粮得发，粮草器械得消耗，更别说打仗还得有抚恤奖赏这些都是天文数字。
不如让外镇、屯镇、团练们一边加紧屯田，一边加紧训练，朝廷也可以陆续给他们充实铠甲武器装备。
打仗还是得靠装备更好，训练更足，实战经验更丰富，斗志更昂扬的御营来打。
御营打主力，外镇屯镇团练打辅助。
若是羊攻北京效果好，还可以迫的鞑子撤兵、岁币。
“陛下，须得张驰有度，否则弦如果一直紧绷着，很容易崩断。”
“陛下年富力强，何不再多些耐心，不说十年生聚，只需要三五年，到时我大明便能彻底碾压鞑虏，收入中原，重回旧都，也不过是瓜熟蒂落的事情。”
朱以海很认真听着马士英的话，觉得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自己确实有些着急了，本想着是拼一把，现在看来，有些欠妥。
几年时间，有如今形势，确实很难得，但也有些到极限了。
朱以海想直接打到北京城下去，倒没想过跟鞑子打一场北京大战，他原先认定，如果他真能一路北进，那么跟鞑子在河间一带，可能会有一场会战。
此战能胜，则可直抵北京城下，到时鞑子极可能会退走关外，北京便可一举收复。
所以关键的还是在河北的这一战，这可能会是鞑子最后主力的全力一战，风险还是挺大的。
“诸位爱卿以为马卿所言如何？”
首辅文安之直言，“臣以为马公所言很有道理，先把整编好的御营六镇调到河南，先攻取颖州，然后再取南阳，再攻襄阳，稳打稳扎。
关外辽东也好，陕甘汉中也好，或是湖南江西，太行直隶都只骚扰牵制。”
一次一个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先攻颍州，再破南阳，然后取襄阳、郧阳，尽量避免两线甚至多线作战。
不急着去攻北京，而是先零削碎切鞑子在外的兵马，若是鞑子来救，那就围城打援，在自己熟悉的战场上迎战鞑子。
“打仗，尤其打大仗，还得是用御营，外镇、屯镇、团练等兵马，打大仗风险太大。”
文安之甚至直言不讳的当众对皇帝道，六镇御营入河南打颍州，也是从河南地方军头手里拿回河南掌控权的大好机会，六镇进入，犹如泰山压顶，到时调河南山东诸军镇到颍州听令，到时便可解决这些军镇。
河南要想治理安定，必须先解决这些军阀，否则仅仅是派副职，或对调些军官，是不够的，不真正解决这些军阀，那么一切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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