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贫困，抑兼并，保安稳是搞社仓的出发点，其实对于大户们来说，乡里安稳，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也得到保障。
要是遇灾荒饥饿，百姓饿的没办法，这个时候便会吃大户，大家会蜂拥到大户家里要吃的，这种情况根本制止不了，除非实力强劲，有大院或是堡垒，还有护卫刀枪等，这种就是地方土寨坞堡了。
但这种有堡寨的大地主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中小地主是没这个实力的，一旦饥民吃大户，也只能老实的妥协，任由抢掠。
况且，社仓也不要求富户强捐，社仓可以借常平官仓的米出贷，也可以借大户的粮出贷，虽说贷的利不算高，春贷秋收才二分，但保定一方安稳，于他们也大大有利。
站朝廷层面，百姓在急困时能够有这么个渠道救助，就不用变卖田地，甚至典卖妻儿，更不会被逼的铤而走险，既减少动荡，也还能打击豪强地主们趁机放高利贷，甚至是趁机兼并田地。
今年初，朝廷就新开了一家银行，叫常平广惠银行，一听名字就跟北宋王安石他们搞的常平广惠仓有些渊源，这个银行首先是个银行，其次他们有两个特别惠农贷款，叫青苗贷和惠农贷。
百姓要开垦耕田、兴修水渠、买牛买种子等，都可以到这个银行申请贷款，利息很低。是惠农助农的一个好政策，青黄不接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在常平仓借贷粮食，收成后再还，利息还低。
北宋青苗贷月利二分，据说还要给官吏人情钱，所以可能达到三分左右月利，达到高利贷的红线，固此在北宋时，其实青苗贷也有很多争议，甚至被指害民。
根据规定，分信用等级，最低须贷一贯以上，五等户最多能贷一贯五，一等户最多贷十五贯。
但实际上，出现了抑配情况，就是不管你需不需要，强行贷款给你，实际就是为了收高利。
虽说隋唐时，官方放贷的公廨钱利息高达月息五分甚至八分，也有强制摊派给富人去放贷的做法，但这确实是害民了。
凭白接个贷款背笔利息，坑爹啊。
北宋搞了一千多万贯本钱放贷，一年利息两百多万贯，到熙年六年时，天下六成的农户都被放了青苗贷，总额两千二百多万本，利息四百多万，强行借钱赚利息，所以司马光盯着这点勐烈抨击王安石。
后来甚至出现形势户和官吏勾结，冒领青苗钱，再转拿来放贷给百姓收高利的情况。
本来是个好政策，百姓苦高利贷久矣，青黄不接的时候，被大户豪强趁机高利贷剥削，确实困苦。
朝廷的这个贷，利息仅豪强放贷的一半，利民。
可朝廷最后摊派给不需要的百姓，这就明显加重百姓负担了。
本来青黄不接的时候，勒勒裤腰带勉强能过去，结果突然砸笔贷款，二分的利息，反而过不下去了。
朱以海的这个常平广惠银行，里面的这个青苗贷和广惠贷，都是惠农低息贷款，年息百分之十，月利不到一分，只有八厘三。最关键的是，没有强制摊派这种怪事。
这个利息不高。
朝廷规定是高利贷月利不过三分，所以许多当铺、钱庄放贷，都是直接三分拉满，年利百分之三十六。许多当铺甚至放的还都是短期贷，实际负担更重。
民间不少偷偷放高利贷的，月利五分、八分普遍现象，折合年利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九十六，甚至还要搞点九出十三归这种玩意，还有搞短贷，然后几个月一转票，利滚利的。
一般放贷，京城普遍三分月利，地方两分五。
所以朝廷搞青苗贷、广惠贷这助农贷才月利一分，那是放多少亏多少，朝廷对放贷可是审核非常严格的，必须得防止有非农民套用国家低息助农贷款，甚至套出来再去转放贷牟利。
哪还会强迫摊派。
甚至这个贷既有身份限制，也一样有数额限制的，贷不了太多，也就是救救急。
晚上。
朱以海与两个皇子同睡一榻。
“父皇为何这么关注这些小事，鞑子正要集结关中湖北人马，要在南阳跟我们大战，父皇不是更应当关注这些吗？”
朱以海笑笑，“你们知道何为三农吗？农村农民农业，是为三农也。你们又知道何为战争？”
他自己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面对着两个年轻的儿子不解的眼神，他缓缓道，“战争其实是政治冲突最极端的表现方式，或者说是结果。
我们要搞清主次，是先有政治冲突，当其它途径没法解决这种冲突时，最后爆发战争，所以战争只是政治的一种延续。
他是表象，而不是本质。
何为本质？本质便是本固邦宁，而民为邦本。对朝廷，对这天下来说，农民都是最薄弱的一环，也是最根本的一环，如果不能处理好三农问题，不能让农民乐业，那就算我们现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击败了鞑子，恢复了两京十三省，但根本不稳，早晚还是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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