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使皇帝对他更加敬重了，以至于国家每有吉凶征伐一类大事，无不派人前去他那里咨询，这情况就和北魏武帝常向寇谦之请教军国大事相似了，由此陶弘景得了一个“山中宰相”的称号。
有关陶弘景这个“山中宰相”干了多久，实际上也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萧衍或南梁何时开始把佛教列为国教的，也就是二人的蜜月期维持了多久，因为萧衍开始佞佛到成为狂信徒以后，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进入了冰河期，这个山中宰相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实际上，在《南史》隐逸传中写到邓郁时，说“为帝合丹，帝不敢服”，可见萧衍并不会轻易服用道士炼出的这种所谓的神丹，所以是否真如史书记载那样，收到陶弘景献来的神丹就欣然服用，这个还是挺让人怀疑的。更何况当时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萧衍那时已经开始对佛教感兴趣了，自然对道教，对陶弘景也就不会如以前那样迷信了，所以陶弘景献上的神丹皇帝是不是敢吃还真不好说。
综合考证，陶弘景献丹那一年应该是508年，即天监七年，也就是萧衍当皇帝的第七个年头，陶弘景也是在这一年的某天半夜，带着两个弟子从茅山出走了。此后，陶弘景基本上就没回过茅山，一直在霍山、永嘉等地转悠，这方面的记载也相当多，而此时的梁武帝的佞佛态度已经逐渐明朗了。如果萧衍对陶弘景依然是极信任，他应该没有理由连夜出走，这可是有点像犯了什么大事连夜出逃的节奏啊。
由于陶弘景能看透献丹、佞佛等这一系列事情背后的东西，清晰地认识到梁武帝痴迷佛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了。而作为道教领袖地位的自己，如果也信仰了佛教，对于皇帝来说，这就是显示出他的对佛教的最高的崇奉和让佛教一统全国的决心。
为了不至于让皇帝对道教举起屠刀，所以，陶弘景才决定放弃旅游散心，在回返茅山的路上，去鄮县（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塔受了佛门五戒，发誓礼佛，并且还说自己以前就梦见过佛祖早就授予了我菩提记，并且加封我为胜力菩萨了，所以我是真的与佛有缘，可没有人强迫我啊。
史书没有准确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年，通过分析，可以大体确定应该是512年，即天监十一年。也就是说，此时，萧衍和陶弘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和亲密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礼佛后的第二年，513年，天监十二年，陶弘景终于回到了茅山，立刻在观中建了佛、道二堂，隔日轮番朝礼，就是一、三、五当道士，二、四、六当和尚，宣布自己从此开始佛道双修。那位问了，那星期天呢？总得让人休息一天吧。
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还没过多久，当年闰三月，又传来一个噩耗，好友沈约去世了。关于沈约之死，史书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大体是因为萧衍的不信任，自己情商方面又不太高，说话老是不注意，最终导致惊惧忧虑而逝。实际上陶弘景早就劝过他退隐，只是沈约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特别是言行方面也没有注意，这才最终招惹得萧衍对他意见越来越大。
当知道沈约死后，陶弘景给好友智者寺的慧约法师写过一封信，想倾诉一下自己的苦闷心情，其中一首诗中就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从诗中其实可以看得出，他的修佛之举并非自愿的，此时的心情，除了痛惜好友以外，也表达了对梁武帝皈依佛教，道教境遇日益艰难的忧愁。苏轼也常感慨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实际上真的是古今皆然，如陶弘景这样世外高人也概莫能外啊。
基于上面分析，这个“山中宰相”，聘期充其量是到了陶弘景离开茅山出走那年，即天监七年，因为他在外面游历这段时间，基本上不问政事了，皇帝也不一定找得到他。如果再延长，也最多延长到天监十一年，就是被逼无奈去礼佛的那一年，此时二人之间的嫌隙谁都看得出来了。更深入、详细的研究，有兴趣的道友可以看看李超副教授的一篇论文《“山中宰相”辨》，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学术性探讨了。
当然，有关陶弘景是不是被迫无奈才礼佛的，争议还是不少的，另外就是上面这首诗的作者究竟是陶弘景还是慧约法师，同样也有争议，因为这首诗有个名字“和约法师临友人”，有学者认为是慧约去吊唁范荀时所作。这些争议的问题，在此列出来，只为说明陶弘景到底是不是自愿礼佛的，还不能定论，但就个人感觉，虽然陶弘景有很多佛教界的好友，佛学研究也造诣极深，但并不能说明一个道教高人就能放弃根本信仰，证据嘛，那是学者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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