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说道教为什么不被满清皇帝喜欢。
第二点应该是明朝皇帝的反面典型起的作用。不但汉族人能看到，满清人同样不傻，不但亲眼看到了崇祯和李自成最后上演的那幕战争大片，嘉靖崇道败国的壮举其实也没过去多少年，至今犹历历在目嘛。
康熙三年（具体是公元哪一年就不注了，因为里面有那个太过敏感的数字，用了就会出问题），当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把一切希望都赌在了张天师主持的七七四十九天罗天大醮之上，期待着最后能够逆天改势、出现奇迹。说实话，街角卖烤白薯的大爷都能看出来，这个饱受天灾人祸蹂躏的大明要想天下太平难度至少是地狱级的，崇祯皇帝说：“我，朕只要在太原老实停下来，别再来北京了就行，噢，最好关外的多尔衮也能感冒发烧回家养病去，别总围着山海关转悠了。”
这个要求过分吗，其实挺过分的，老百姓没有活路了才造反的，张天师的罗天大醮又不能让老百姓吃饱，当然不可能救国了。李自成二月十六日打进太原，三月十七日就包围了北京，这速度也没谁了，要知道这一路上可是还要攻城拔寨的。令崇祯都想不到的是，北京这样一座天下雄城第二天就破了，而坚持“国君死社稷”没有南下的崇祯皇帝杀了老婆孩子，自己跑到万岁山自挂了东南枝。
多尔衮在关外看完了这个腐朽帝国最后贡献出的这部大片以后，对于装神弄鬼的道士怎么可能有好印象？道士如果真有那么大本事，崇祯也就不会挂到景山那棵歪脖子树上去了。
第三个原因，应该是受到了那些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的人的牵连。
反清复明题材的小说或影视剧相当多，从侧面也反映了清初的不稳定的现状，这实在是够顺治、康熙头疼的了。
大量前朝遗民长期坚持以神道为名行反清复明之事，并不只是清初才有的。比如，顺治三年六月，白莲教、大成教、混元教、无为教等动不动就聚起一群人来，“或起异谋，或从盗贼”，顺治被弄得脑袋都大，声称以后发现一例就灭一例，绝不容情。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发生的山东李雪臣、李兴邦父子的白莲教案，对道教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雍正十一年（1733年）江西的罗教案、大乘教黄森官案，如此等等吧，同样令满清政府提高了对宗教的警惕性，甚至最终形成了宗教就是“纠党倡道，滋害地方”这样的认识，道教又怎么可能不被人家小心警惕地对待呢。
清初的皇帝中，康熙对道教是最为警惕的，限制也比顺治严厉得多，他曾经说过：“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
所以，当道教和反清复明再有所牵连以后，无论你愿不愿意，你干没干过，都不可能有什么好果子给你吃，没有一下子禁教就算是幸运之极了。所以说一国之君对道教持这种态度，正统道教还想通过走上层路线得到国家的尊崇，难度，再定义一下就是史诗级吧。
无心插柳，清代正统道教的发展虽然遇到了困难，但是道教在世俗化、民间化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于更加亲民了，道教的社会影响力反而更大了。直到鸦片战争之前，道教在民间发展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先后出现了黄天教、斋教、弘阳教、罗教、闻香教、清茶门教、龙天教、圆顿教、一柱香教、八卦教、一贯道、真空教等等教团、组织。有人统计过，当时大约有107个宗教性质的民间组织，听起来很多，有点百花齐放的样子，不过这些民间的小教派并没有对道教的教义、科仪或理论方面有什么创新，吸引人入教也无非是通过治病、消灾、祈求精神解脱等，让人念的最多的就是“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唵嘛呢叭弥吽”这些咒语，最终成为某些个人或组织达到某些目的工具罢了。这些民间教派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巨大的，对道教的民俗化，为中国民俗文化发展贡献还是很大的，比如民间的红白喜事、阴阳风水等方面，老的风俗文化至今还能看到。
在这些组织中，八卦教是反清的，它的教众眼里只有教主，根本就没有清政府，这自然也会影响到满清对其他小教派，甚至包括正统道教的态度。
其实并不仅仅是清初，整个满清统治期间，地方官对宗教都相当小心。比如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就给皇帝发了个微信说：“我们这里有好多人信罗教，天天没事可做，而且还只吃素不吃肉，请批准我大力整饬，严令禁止”。雍正一听气得鼻子都不通气了，听说过禁止邪教蛊惑百姓的，从来没听说过人家吃斋吃素也要禁止的，你这不是吃饱了撑住了吗，想禁也得想个好点的理由出来吧。不过这也说明了各地的地方官对于治下出现的教团组织是相当紧张的，生怕出事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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