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和美国大姐玛丽安一起去上选修课，我们两个选了同一门选修——国际政治，宗教，与医疗。
上课的老师纳什（Nash）教授是个中国通，他曾经八次到访中国，每次都会在中国待三个月以上。他走遍中国的所有省会城市，同时还去过不少乡村地区。
离上课还有十分钟，纳什教授走到我前面一排，然后像个老顽童一样倒骑毛驴坐在我面前那个凳子上。
我被纳什教授调皮的坐姿逗笑了，主动打招呼说：“你好呀，教授！”
纳什教授脸上没多少喜色，他反倒是撇撇嘴说：“我上个月向欧盟政府提交的申请又被驳回了，哎……”
我顿时坐直了身子，尴尬地说：“欧盟政府应该不会采纳你的意见。”
“呵！”纳什教授尬笑一声，又跟我重复了一遍他过去十八年的努力：“在中国，大多数偏远山区都配备有医生。其中很多医生没有本科学位，我几乎没有见过硕士和博士到那么偏远的地区当医生。
“但是中国做到了欧洲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投入很多资金培养了一种三年制的专科医生。那种医生医疗技术一般，误诊率也很高，但是那种医生能够在紧急关头挽救患者的生命，然后等待中心医院派救护车去援救！
“我从十八年前开始就不停地向欧盟政府提交申请，建议欧盟政府培养这样的医生。可是欧盟政府说他们为偏远地区配备了直升飞机，如果有人得了急性病，可以派直升飞机去救治。”
“呵呵！”纳什教授无奈摇头说：“偏远地区的人，有几个人能支付得起直升飞机的费用？我们医院的那架直升飞机，去年一年都没有起飞过！”
“国情不一样啊。”我尴尬地挠了挠头，“中国人看重的是能救活多少人，西方人看重的是能少赔多少钱。就像你说得，专科医生因为理论知识不够，有时候会误诊。这事要出现在欧洲，欧盟政府赔钱都会赔到破产。”
纳什教授认真说：“我去过中国那么多次，我对中国的乡村转诊制度非常了解！如果乡村医生遇到不会医的病，他们可以把病人转诊到大城市去。可是欧洲的一些偏远地区根本没有医生，病人连看病的地方都没有。
“欧洲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比中国高很多倍，这种疾病很容易导致病人猝死。只要偏远地区能有一个乡村医生，在病人刚发病的时候医生帮助病人维持住生命体征，病人就有时间等待大城市的救护车来救治。”
纳什教授是一个社会学教授，他主攻的方向是全球医疗体制。他花了三十年的时间走访过许多国家，而他最青睐的医疗体制竟然是中国的医疗体制。
他的结论很简单，中国的医疗系统并非全球最完善的系统，但是中国做到了花最少的钱救最多人的命。
过去的十八年中，纳什教授每隔两年就会向欧盟政府提交医疗教育改革议案，其中最大的一个议案就是建议欧盟政府效仿中国培养专科医生。
然而，纳什教授十八年的努力一无所获，每次他的议案都会被完全否决。
纳什教授哀伤地说：“每个村里至少应该有一个人会做心肺复苏，去帮助那些心脏骤停的人。但是他们驳回了我的建议，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心里默默念了句：当然是因为承担不起法律后果，万一没救活，病人家属有可能会要求高额赔偿。
心脏骤停的人本就不是每个都能救得回来。我实际参与过的心肺复苏抢救里，只有不到30%的人被救了回来，其他患者最后都仙逝了。
医生应该不予余力去救那30%的人，还是应该担心救不活的70%会向医生讨债？其实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医生身上，而是在大众身上。
我想起出国前参加过的国内招聘会，当时有不少地方小医院希望招两个本科生去镇宅。
纳什教授只看到中国的贫困地区有专科医生，但是他并不知道那些贫困地区同样希望聘用更高水平的医生。
如果不是迫于无奈，我们国家同样希望全国的所有医学生都是本科起步，希望任何一个犄角旮旯都有最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不知道纳什教授是不是受议案被驳回的影响，他这节课的内容是全球医学教育。这节课的内容完全颠覆了我对医学教育的认知，不仅是我，教室里其他二十几个国家的人也是看得眉头紧蹙！
纳什教授把他收集到的数据做成表格展示给我们看：“对于基础医学教育，越发达的国家开设的课程越少。因为培养医学生所耗费的成本太高了，医学生必须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培养。
“以北欧为例，北欧国家逐渐缩减本地医学生的培养人数。北欧为外国的医生提供高福利，鼓励外国医生移民到北欧。”
一个男生突然举手问：“世界上这么多医生是什么国家培养的呢？”
纳什教授切换了图片说：“中欧、中美、印度是高端医生培养基地，世界上很多高端医疗人才都来自这三个地区。这三个地区也成了高端医疗人才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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