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绅优免这件事，见于《太祖实录》所载：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这其中有我们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朱厚照作为地位最高的人，实际上他也收益于这句话，其内涵在于：官与民就是地位不等的。
等级制度是深入人心，也是王朝得以维持稳定必不可缺少的。他本人所有的优渥与奢侈也都来自于对最底层民众的压迫。
既然如此，士绅群体就该有其优待之处，这是经济上的优待换得的政治上的拉拢。
不管圣人经典如何强调‘民为邦本’这件事多么重要的，事实上正经的统治逻辑其实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
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彭泽讲‘不可轻率’就是谋国之言。
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当然，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
但这里面有几件事需要明确，第一，士绅一体纳粮当差并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实际上是顺治后期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第二，清朝与明朝不一样，或者说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明朝的统治基础在士绅，清朝则不是，他的根基是八旗贵族。
第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酝酿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
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
尤其顺治年间，清朝不断恢复旧制，弄得这帮地主老爷觉得‘old days’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从顺治朝开始就和清廷开始了相互试探。
所谓的清初三大案，就是清廷打压江南士绅的具体表现。
在这几十年，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在此之前，大量南方官员投降进入清廷，他们与满人官员的价值观相左，并且试图以过去那种方式来影响朝廷，若是能像明朝后期一样，声音都是他们的，那就更加美好了。
但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
后来，清廷禁止各种‘盟社’，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随后又有文字狱，从而瓦解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
这些连续不断的措施，基本上把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所以我们从未觉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样嚣张。
自此以后，他们不再有政治特权，那么到后面失去经济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这关乎一个帝王的勇气，又超越一个帝王的勇气。
朱厚照所面对的情形和雍正皇帝完全不同。
他要在乎儒家的政治传统，他要受礼教的约束，他的基本盘是士绅。
但是他今天之所以又和大臣提出这个问题，在于他手中的军事力量的财政支持有一半来自于新兴起的商业；他手中的政治力量，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非常认可他所开创的王朝中兴。
“朕在凤阳会说，到了杭州也会说，所以彭泽你先宽心，这件事朕不会鲁莽从事。”朱厚照说这件事的时候相当的平静，且冷静。
他甚至不要尤址在边上，而与三位心腹之臣在殿外，湖上的凉亭里促膝而谈。
彭泽则像是明白了什么，“陛下在淮安府、应天府查处之事，想必也是为了……造势？”
这么一说谢迁和荆少奎也都明白过来，看来皇帝已经下了初步的决心了。
“洪武年间，定了太祖成法，以包税制框定了天下钱粮，新增屯垦之地亦不再起科，陛下若是要改此法，仅是这一点也阻力极大的。”荆少奎补充道。
他说的是历史史实。
朱元璋当然是个伟大的帝王，但他有一个不好，就是他以静态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他觉得自己设计好了一切，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再变了。
就像户籍制度，你爹是工匠，你以后就当工匠。你是农民、你是军人，我们朱家是皇室。好，就这样，从此以后咱们就这么过日子，都别闹腾。
因而还有《皇明祖训》警告子孙的那句话:“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朕，当然明白。但你们也都知道，今时不同往日，百余年来，民间不断通过藏匿、投献等方式缩小朝廷的税基，就像军屯的萎缩一样。而就如荆少奎所说，土地投献都是私下行为，朝廷难以监管，若是不改，总有一天天下八成的土地都不交税，剩余的两成不仅要自耕农交税，还要他们服役，以供养如此庞大的上层。到那个时候，就不是改法，而是改朝换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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