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让坎尼茨有些为难了，因为之前他也试过不开炮，但是肉搏战的代价太大了。
而且民众们的意志出奇地顽强，如果真的靠刺刀，那么每天都要损失上千人的部队。
士兵也是人，他们并不是一群可以随意操控的人偶，他们也是有脾气，有怨念的。
如果持续采用这种送死的打法，那么轻则出现逃兵、战场抗命，重则会发生兵变。
如果从民乱上升到兵乱，那么局势就不好控制了。如果当年法国人没有军队的支持，路易十六也未必会被推上断头台。
坎尼茨不可能真的执行威廉四世的命令，当然他也不可能直接抗命。
于是乎普鲁士的陆军大臣生病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居然没人愿意接替他的位置。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没人愿意背这口黑锅，国王说不许开枪，但是不开枪怎么打仗？
如果不开枪损失过大就算国王不追究，那些士兵也不会放过这位继任者。如果开枪造成了太大伤亡，那么国王陛下多半会将其推出去顶罪来平息民愤。
于是乎大家都选择了沉默，腓特烈·威廉四世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妥协。
士兵们停止进攻，开始收敛尸体回到自己的营区。然而愤怒的民众再次走上街道将尸体丢在皇宫的门前。
鲜花、棺椁、残缺不全的尸体、愤怒的民众、古老的宫殿，以及它门前不苟言笑的士兵勾勒出一幅浓重的画卷。
最后威廉四世只能出面亲自宣读了《致我亲爱的柏林人》一书，他觉得很耻辱，但这是此时最好的解决办法。
之后威廉四世又参加了死难者的葬礼，他骑着马身上挂着黑、红、黄三色绶带亲自向死难者和柏林人民道歉。
黑、红、黄在当时的德意志地区象征着革命，三色旗。
威廉四世在公开场合说了很多怪话。
“我身上有着不属于这几种颜色的颜色，但我要的并不是王冠，我也不想进行统治。
我要的是德意志的自由、德意志的统一，我要的是秩序！从今日起普鲁士并入德意志！”
民众们听不懂，但是他们知道自己胜利了，因为国王将会召开联合省议会商讨立宪事宜。
不过很快普鲁士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就又提出了一个更加过分的要求，他们希望国王兑现诺言统一德意志。
当柏林的民族主义者代表向威廉四世提出这个要求时，将后者吓了一跳，他立刻想到了出兵奥地利。
然而此时奥地利虽然四面开战，但是却并未显露疲态，而且普鲁士出兵很难保证奥地利的盟友们会有什么反应。
不过要是真的可以一战肢解奥地利这个最强对手，那么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值得。
只不过普鲁士的民族主义者们并不是让他和奥地利开战，而是要求收回被丹麦人占领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
事实上德意志地区的民族主义同样影响了丹麦，而且丹麦的民族主义者更绝，他们趁着老国王病危，以拒绝承认新国王为要挟，逼迫其签订了新议会法。
新议会法规定议会享有政治、军事、司法、财政等一切大权，新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被迫接受这一切成为议会的傀儡。
丹麦的民族主义者控制了议会，他们以国王的名义要求吞并艾德河以北的地区即石勒苏益格。
这引起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因为根据1460年协议，丹麦王室掌管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的前提是两公国永远不可分割。
而且石勒苏益格虽说是以丹麦人为主，但同样生活着大量的德意志人。
丹麦议会的行动直接遭到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回怼，但是这些人苦于自己没有足够强大的武装。
此时威廉四世的投降让他们找到了希望，于是乎普鲁士就被推到了与丹麦作战的最前沿。
不过丹麦政府里并不全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中有人很清醒，此时的丹麦王国早已不是曾经的北欧霸主，而德意志邦联在近来多次对外战争中已经表现出了其强大的实力和凝聚力。
这一部分人觉得丹麦政府不该刺激德意志邦联，因为前者毫无胜算可言。更有人甚至觉得在德意志邦联混得不错，丹麦应该整体加入这个更有希望的组织。
然而此时丹麦民族主义者的激情还未消散，他们用一场盛大的游行推翻了这个相对保守的政府。
取而代之的是强硬派的奥拉尔·莱曼内阁，他们一方面开始对国内贵族动刀子，一方面宣称石勒苏益格与丹麦在“共同的自由的宪法”下“统一”。
随着新议会法的颁布，丹麦国内贵族的信心遭到了严重打击，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奥拉尔·莱曼的做法。
同时这位强硬派的代表式人物也并不是一个只会蛮干的莽夫，他很清楚丹麦此时依然是个农业国，想要政治稳定，并且获得更多的支持就要拉拢农民。
此时的丹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近乎讨好农民的举动，这严重影响了贵族们的权利，但是他们确实收获了农民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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