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冲上来，隔着铁栅栏一顿猛踹，“你个龟儿子，我现在就弄死你，反正上了刑场也是死，我亲自勒死你，还能替国家省一颗子弹！”
葛壮任由他打骂，翻来覆去就是那句话，如果小南瓜被枪毙了，我也不活！
这句话救了我的命。
按照我俩的罪名，铁花生是吃定了，庭审那天，法官正要敲锤宣布我俩死刑，县里有位大人物火急火燎地出现，劫了法场，要求中止庭审。
后来我经过多方打听，才晓得是北京城一位老首长，亲自打电话过问这件事（名字有点吓人，我就不说了），他说案子还有蹊跷，科考队有位女同志醒了，要替我们伸冤，希望下面的同志呢，先把案子压一压，别急着审判，不能不明不白就把罪定了。
稀里糊涂的，我和葛壮又被带回了拘留所，过的是掰着手指头数天天的日子，辗转两个多月，第二次被押去庭审，罪名轻了许多。
法官落锤，最终判定我们犯的是倒卖文物罪，葛壮两年，我判了三年！
走私国宝和倒卖文物，听着好像没什么差别，『性』质却完全不同。我俩被分开关押，葛壮去了西北喝沙子，我则留在西南，进了劳改队的伐木场，后来辗转藏南，又挖了半年铁路，日晒雨淋，活成了行尸走肉。
劳改队的伙食定量不够，葛壮一有空就给我写信，说他老饿肚子，想念小义庄，想我和牛子沟的村民，在这里，黄沙漫天，出个门都要拿黄布裹脑袋，活的特么还不如一只鸵鸟，百里赤黄，炎炎烈日，连个蚱蜢都逮不到，还有一年劳改的日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下来。
我那时候正从藏南修完铁路回来，又回了伐木场劳改，收到信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后了。
满满的一大叠信签纸，上面全都是胖子秀娟的字迹（这死胖子念过中专，在九几年也算个知识分子了），我把信拆开，一封一封看完，晚上守着伐木场，点着油灯给他回信，边写边抹眼泪。
胖子在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质问我为什么不给他回信。
他说春雨绵绵，万物复苏，又到了该交配的好季节，南边该下雨了吧？愁雨不断，你过得怎么样？咱们可是铁打的革、命友谊，不能蹲了一年号子，关系就生疏了。
我给他回信，“大西北烈烈黄沙，胖子你要逮不到蚱蜢，可以抓地鼠和蛇烤来吃，我这边还有两年苦日子可熬，骨髓都快熬化了，还不晓得哪天是个头。
劳改队流离辗转，又是修铁路、又是挖矿山，祖国河山一片大好，哪里的建设需要添砖加瓦，我们就被组织安排到哪里。胖子你收不到的我回信，也别急，我正忙着位祖国建设添火加柴呢！”
这是我和葛壮通的最后一封信。
三年光阴，我说不清自己究竟去了多少地方，随身带着挂历，没事就翻一翻，渐渐和葛壮也失去了通信，想到自己孤苦无依，也没个亲人在世上，老话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可我却连探监的人都没有。
每到夜深半夜，觉得孤寂难熬，都会捂着被子哭一会。
三年光阴荏苒，让我懂得了什么是隐忍，在号子里积极挣表现，获得两次减刑的机会，只蹲了两年半就给放出来。
大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劳改场，从组织上领完几百块“津贴”出狱，我浑身只有一件单薄的棉衣，严地寒冬，被街角的冷风吹得瑟瑟发抖，都忍不住想调头回去。
人世风霜，还是牢狱里边暖和。可人家不让，我也没有办法。
西南气候也不是特别冷，只是空气湿度大，那冷风都能渗进人骨子里，从号子里出来，我去了一家百货市场，花十块钱买了套过冬的棉衣穿上，晚上睡桥洞，白天捡垃圾，过了三个月的“盲流”生活。
这几年祖国形势一片大好，经济发展迅猛腾飞，天桥下招工的人倒不少，只是一听说我蹲过大狱，都用异样眼神看我，也不聊招工的事了。
空有一身力气，却找不到用武之地，我很愁闷，“子弹”是越花越少，理发店也涨价了，剪一次头要三块，我舍不得，又买不起洗发水，几个月下来，顶着脏兮兮的鸟窝棚、一身臭汗，更加没人瞧得起我了。
我从没想过，自己居然会再次见到陈芸，是她让我结束了这段盲流生活。
（本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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