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是主动向阿济格要求随勒克德浑驰援南阳的，因为他认为这样做的话可以更好激励满蒙将士，使这些从前为祸中国的“东奴”能“知感天朝，竭效死力”。
幕僚阎尔梅认为阁部身负五省重任，岂能轻陷险地，故再三劝说史可法坐镇襄阳统筹调度，“不使千金之躯立于危墙之下”。
史可法未纳，反责阎尔梅书生之论误国。
另一幕僚应廷吉也劝史可法不要北上，称南阳围城贼兵远甚明军，且己方对河南境内贼兵具体调度动向都不甚清楚，故阁部冒然北上恐中贼兵围点打援之策。
“汝等懂什么？兵者，精气也！贼兵纵多于我，我却精气强于他，将士用命，上下一心，岂有不胜之理！”
史可法固执己见，认为自古以少胜多乃兵家常事，况这次由他亲自随军北上，于满蒙官兵心中所起激励作用不亚饷银若干，用满蒙官兵皆是堪用之兵，贼再多亦不过一群乌合之众，胜负尚未可知。
一众幕僚听了阁部总理这等言论，皆是无语，均心道那贼兵岂是乌合之众，真是乌合之众那满洲摄政王多尔衮又岂会被全歼，那满洲朝廷又岂会覆没。再有那大贼张献忠数十万大军，又岂会尽数降贼。
南阳那边，分明就是一个圈套！
但是智者，早在贼兵攻击之时就当弃守。
然史可法听不进幕僚劝说，坚信人定胜天，更信只要官兵士气高昂，人人皆有报效朝廷之心，就一定可以少胜多。
众幕僚至此对史可法彻底失望的太多，当日阎尔梅就不告而辞。
史可法自是不会理会一个书生去留，他除亲自北上外，还让义子史德威统率由何刚在浙江招得的忠贯营一同北上。
这个忠贯营便是当年史可法仿效戚继光招募义乌矿工所组，只是因戚家军惨死北方边军之手，义乌人痛恨再为明朝效力，所以即便何刚开出重金，最终也仅在义乌、东阳一带招得四百余人，连一营兵都不够，只能为督标亲兵使用。
不过史可法不顾危险亲自北上的举动，倒真是让襄阳城的一众满蒙将领感动不已，忠王阿济格更是惊叹阁部真是南朝第一人。
谭泰和爱松古两部是阿济格麾下的精锐，不管从哪方面考虑阿济格都不可能放弃南阳这近万精兵，因此他有意亲自带兵同史可法一起援救南阳，只是不等他决策笃定，东边的德安就传来吴拜同巩阿岱兵败的噩耗。
吴拜同巩阿岱的兵败令得襄阳门户洞开，叛乱的尚可喜同顺贼合兵一处足有数万人马，已经严重威胁襄阳的安危。
如果这个时候阿济格率抽调的满蒙主力北上援救南阳，无疑等于将老巢襄阳拱手送人。
万一南阳那边援救失败，襄阳被占，天下再大，阿济格也无处可去。
无奈，阿济格同史可法再三商议后，终是定下由勒克德浑领七千兵马北上，而自己则率其余主力东进御敌的方案。
东线兵败也更让史可法坚定随军北上的念头，出发前他连给南都上三道奏疏。
一是请求朝廷下旨调秦王左梦庚部北上御敌；
二是请朝廷将湖广今年赋税全部拨于忠王部；
三是表明自己与贼誓不两立的态度，以及对战局的信心，故而这最后一道奏疏的末尾，史可法悲壮表示此或为绝命书。
受阿济格影响，勒克德浑对史可法这位南朝第一人也是甚为敬佩，故而对史可法言听计从，不想这个言听计从却是害了这位原满洲的顺承郡王。
大军行至新野与襄阳交界白河口时，勒克德浑考虑此地为交通要地，所以想留下一千兵马驻守，这样不仅能够确保退路，也能保证粮草运输。
史可法却不以为然，称此番援救须上下合力，万众一心，岂有本就兵马不多还要分散力量的道理。又道只要大破围城贼兵，缴获自是甚重，何必担心粮道。
勒克德浑听着有理，因为他麾下就七千人，真留下一千人驻守白河口，就等去将能用于攻击贼兵的力量折损七千之一，故而没有留兵驻防径直带兵向南阳疾奔。
结果无兵驻守的白河口被西线邓线突进的顺军第三军贺珍部轻易夺取，并以白河口同不远处的泰山庙镇为主构建了工事，生生堵死了明军的退路。
当勒克德浑发现后路出现顺军时，又是史可法以破斧沉舟、背水一战两个古代经典战例激励勒克德浑继续援救南阳。
可当勒克德浑部发现前路早有一支顺军精兵在等侯他们时，史可法却一改前态急劝勒克德浑赶紧撤兵，千万莫要与贼兵交战。
幕僚应廷吉急得肝火直冒，不顾身份当众指责史可法：“用兵当一鼓作气，今贼兵横于当面，阁部不令将士搏命，反要退兵，此葬送全军之道！”
史可法不听。
应廷吉无奈又劝史可法不要退回新野，可向东边的唐州退去，因为那里的贼兵必然不多。
史可法又不听。
应廷吉再劝：“若阁部执意不战，则退往新野坚守，如此贼兵既要围南阳，又要围新野，兵力调拨必有不济，我军届时或有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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