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私德上当然一塌糊涂，要知道，他差一点，就能达成暴君大满贯了！
他弑兄、囚父、纳嫂弟，就剩下杀子了！就算是杀子，也就差一点点就达成了，他的儿子李承乾，也造反了，经典复刻玄武门之变，但可惜，他老爹是老反贼了，自然不可能翻车。
李承乾被李世民给予厚望，在很早之前就着力培养，李世民居丧的时间，让李承乾来处理政务，在李世民出巡在外，也是李承乾来处理国家大事。一次，李承乾患病，从来不信佛家、道家的李世民，却请来了有名的道士，为儿子祈福。等到李承乾痊愈，李世民还请了几千名出家人，修建了普光寺等寺庙。贞观七年，李承乾生病，李世民请来了天竺高僧，并特许其可以暂时不用读书。为了教育李承乾，李世民他还特意叮嘱于志宁等人，要多让太子了解民间疾苦，如果太子做得不对的地方，要多加指点。总而言之，李世民在李承乾身上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倾注了真心，但反而得到了一个太子谋反的结果，这个结果让李世民无法接受。
（其实李世民也达成了杀子的成就，是太宗时期的齐王李佑，这位就是纯纯的没逼数，李承乾造反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李世民的逼迫，算是悲剧，这位就不一样了，纯纯的来搞笑，被自己舅舅撺掇几句，就造反了……另外这位不是皇后长孙氏的儿子，不是嫡子，所以李世民弄死他没半点犹豫，而且影响也不大，知道他的人很少）
不管李世民的私德怎么样，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历史评价！
明君，千古一帝。
李世民成为帝范也不能仅是纳谏和仁君，他有辉煌的文治武功成就做背书。对于帝王来说道德当然是重要的，首先是政治公德，其次是个人私德，如何理解它们对于帝王的评价影响。
我国德治理念早在西周就出现了。《周书》：“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文王有很好的君德，慎于苛罚，对孤寡都礼敬有加，使得民众都愿意在他的统治之下。正因为如此，我周人便取代了殷人的统治。）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只有做国王的能继行崇尚德政，以德行事，才可以求得上天的福佑，保持王位的长久。）。
“佳敬德，亡攸违。”（只有崇尚德政，才可不致发生悖乱。）
后来，忠、信、卑、让、元、亨、利、贞等都被纳入了“德”的范围。如：“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左转.文元年传》）；“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狡，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德”的根本内涵在于“聿修厥德，永言配命”（《大雅.文王》）
“德”的概念是“君德”，是对于统治者的要求。天命只降临给有德之人，统治合法性以德取代了上天神灵的神圣性，这是一种跨越和冒险，它体现了周王朝的恢弘气魄。从此，为华夏民族开启了脱离鬼神和宗教的人治理念，并持续发展。在《周书》中，出现有“天不可信”；在《大雅.大明》中，出现有“天难忱斯，不易维王。”（真的只有我的王室的统治能够垂久吗？上天的这种旨意很难可靠啊。）；在《诗经》中，出现有“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昊天没有恩惠，降下如此大罪。），“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浩荡的昊天，不常保它的恩德。）等等。
进一步倡导“仁治”，并发明出“天道”概念称量君德。“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转》），“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国语.周语下》）。进而，“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国语.楚语上》）则将满足民众，减少君王的私欲纳入到了“君德”的范畴。这些讨论，建立了一种民众对于国与君的否定关系。亦即——执政的合理性的缺失可以构成对于执政的合法性的质疑的合法依据。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基本范式。用执政合理性维持巩固执政合法性，说白了，德治也是一种功利哲学或者说统治工具理论，它的任务目标是利于统治。
此前的夏朝的“天命论”，奴隶们再被压榨再惨不忍睹，也不可以反抗夏朝，否则就是反抗天！商朝的“神鬼论”，一切都是鬼神的意志，奴隶主是遵从鬼神意志，鬼神既背书了合法性，也赋予了执法权，也剥夺了反抗权，因为你不可以反抗鬼神。商鞅变法法家的摒弃善政德政论，认为善政会导致奸民，因此摒弃一切善政，要烧毁儒家诗书，用严酷法令治国，用立功、法律来管理国家社会。
因此，道德对于统治，不是必需品，而是辅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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