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后军队所引发的革命运动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海军引发的。例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8年的德国革命，都是由水兵们率先揭竿而起，然后引发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暴。
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从总体上来说不外乎以下几条:为了操纵和使用战舰，海军系统的官兵文化水平较高，比陆军官兵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并具备更积极的冒险精神；在枯燥封闭的环境内，阅读和讨论是排遣无聊的重要手段，且船员之间如同家人般紧密的关系使得相互之间无话不谈；军官和士兵阶层更甚陆军的鸿沟；对时局的变化更加敏感和关心；
以上种种使得海军战舰成了得天独厚的革命孕育地，一旦舰长失去对战舰的控制，士兵们一定会让革命的火焰迅速绽放。而且最先做的事情总是先和军官们算总账，同时洗劫军官食堂。
“阿芙乐尔”号就是这样，用小刀干掉了管理武器库的军官后，哗变的水兵和海军步兵（公国对海军陆战队的称呼，实际上这些人应该算重步兵版的海军陆战队）第一时间用步枪和刺刀解决掉了试图弹压的军官，紧接着就开始和长官们清算过往的恩怨。一些极为刻薄的军官，如大副、二副，直接被扔进了蒸汽锅炉；舰长尼科尔斯基上校吃了一颗子弹，其余军官大多绑住手脚后系上一块石头沉进了冰冷的拉普兰湾。
如此生猛的操作当然不可能瞒住其它舰船，实际上当“阿芙乐尔”号的水兵们喝着名酒，把香肠当项链挂在脖子上，哄笑着枪毙舰长的时候，周遭战舰的水兵和执勤军官就发现了该舰哗变的事实，一些军官试图组织海军陆战队前往弹压，不过各舰船员大多对“阿芙乐尔”号的同僚抱有同情，理解这些哗变士兵的疾苦，执行命令并不彻底。面对行动拖拖拉拉的士兵，一贯严苛暴虐的军官们也不禁犹疑起来，不敢继续动员水兵强行镇压，深怕群情激愤之下连自己的部下都沾染上革命的瘟疫，到时候“阿芙乐尔”号上的惨剧就该在他们身上上演了。
在微妙诡谲的气氛中，“阿芙乐尔”号的船员发现停泊地周围正在集结士兵，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的水兵们迅速推选出士兵委员会的代表，自行接管了战舰。为了生存，为了表达自己的诉求，更为了出一口恶气，他们启动了军舰，升空后对准冬宫展开炮击。
水兵们很清楚冬宫在公国的地位，也清楚炮轰冬宫意味着什么。正因为清楚他们才决定用这种最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想要发出的声音——他们已经受够了这一切，他们不需要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也不需要一个新沙皇，他们要用大炮把腐朽没落的沙皇制度与其象征一起轰成碎渣。
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现在就算出动战舰把‘阿芙乐尔’号打下来也没用了，包括圣彼得堡的市民和外国使节都已经看到了'军队也出现了反对沙皇制度的声音，并且诉诸行动'这一事实。这个影响是难以消除的，而且用不了多久就会扩散开来，孕育出更多的革命者预备队。”
沃尔格雷沃用力抽了一口雪茄，徒然变亮的火头在黑暗中格外显眼。
李林不抽烟，却也不禁止手下抽烟。在他手下干活很少有轻松的时候，没有咖啡因和尼古丁来支撑，很难挺得住。所以帝国高层中大烟枪并不少，像沃尔格雷沃这样专干湿活的“七宗罪”成员更是没人能管的到他。
喷出一大口烟，沃尔格雷沃继续说到:
“就算现在让我们出动去摆平事态也已经太迟了，人们已经听到了变革的信号，光靠武力已经压不下去了。”
不满已经遍及表里的情况下，要想将革命弹压下去，让人们放弃对革命的热情，只有两种办法。
其一是迅速让经济有起色，让“赶快发财”的实利主义弥漫社会各阶层，让人们对政治的热情转移到劳动和商业活动中；
其二是一口气引爆革命，让暴力革命的浊流涤荡整个国家，等人们受够了混乱和动荡，发觉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因为革命好转，反而更糟糕之后，他们自然而然会减弱对革命的支持和热情。
问题是前一种做法公国难以做到，帝国也不愿投入过多的资源培养一个潜在的对手。后一种做法的第一步就是推翻沙皇制度，等到一切平息下来，旧时代的一切早已被埋葬在坟墓里，那些遗老遗少能否活着看到这一天都尚未可知。
最重要的是，以上两种方法都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如今的沙皇政府已经等不了那么久了。
“或许我们该庆幸，神经毒气还没有运到，否则这种时候既派不上用场，又要担心会不会被流弹击中仓库或落到哗变军人的手里，那帝国就会相当被动了。”
自始至终，沃尔格雷沃总是在笑，英俊而刻薄的脸上总是冷静沉着而略带讥笑。他从未停止过发笑，也不会不笑。
似乎他在说的是一件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不管是公国也好，帝国也好，似乎都是舞台上的一出喜剧，而他则是那个坐在观众席上面露冷笑的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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