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虽好，让百姓接受是需要时间的，皇帝是先吃一口肉，回笼巨额资金后离场。
就跟盖房子当头包开发商一样。
不管这楼盘赚多少，头包肯定没少赚，还不用承担风险，赚钱离场。
这几年，京师百姓越来越多，居住环境愈发拥挤，房地产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皇帝牵头，建了很多楼房，减少人口过多，对土地的过度浪费。
现在的技术，也就修四层楼房比较合理。
可百姓不买账啊，住惯了四合院，谁愿意住鸽子笼啊，地产公司就开始宣传，住楼房是上等人云云。
全方位宣传之后，百姓就信了，却没发现，上等人还住四合院。
当然了，想让百姓住楼，中枢也得下达相应的政策，所有的生活情境，都和政策息息相关。
中枢下旨，城市停止扩张，不予发放房照。
同时，对私搭滥建进行强制拆除，并对一些好地段，进行强制回迁楼房改造工程。
并下旨，现有房照，二十年内不许过户，现有房子内不许加盖，加盖算违建，限期拆除。
一系列政策之下，房地产自然就发展起来了。
想买房子，只能买楼房。
皇帝唯一良心的是，房价控制得很好，比四合院便宜一些，毕竟是楼房，没有土地证的，卖得贵也没人买啊。
因为是京师，每一处小区，都是严格规划的，都要经过工部审批，若坏了风水，工部尚书也得死。
皇帝对大城市规划，是极为上心的。
不止要做好当代规划，要有长远眼光，做好未来百年规划。
打个比方说，建一个四层小区，就要做好未来技术达到，二次改造成高层的土地面积，还要合理规划出商业区、学校区，交通问题等等。
不能盲目扩建，为了钱盲目瞎建，最后是拆了建建了拆，处处透发着不合理。
不止京师，全国所有大城市，都不许乱建，要经过工部严格审查后，进行批复，才能建设。
就是动动脑子的事，多跑几步道，百年内就不用大动。
在这一点上，蒯祥做得就特别好，马昂执掌工部，就擅长从一看到十，他甚至对京师每个商业区，都进行了严格规划，尽量达到合理，分布均匀。
楼房诞生，自然出现了物业和供热，饱受诟病的产业，必然是抱着权贵，一起诞生的。
皇帝可以叫停，但被送了笔封口费，就当没看见。
为了节省用地，中枢下旨划分了几个大片小区，并不再批四合院，对一些大杂院进行拆除，甚至一些达官显贵的园子，也予以拆除，废弃的、置业很久没有开工的全部收回。
全国大城市，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城市，都执行一样的政策，停止批地，建设楼房，停止城市野蛮扩张。
百姓不满意没关系，只要把住楼捧上神坛，后面的傻子就会跟进购买。
再给房子加上金融属性，房子就会卖疯。
这一点真不是朱祁钰想的，是丘濬的好学生，王鏊想的。
大明房市可以说波澜不兴，主要是皇帝不想赚这个钱，原因很简单，现在该搞技术，赚外国的钱，没工夫赚这点小钱。
可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大明交恶，开罗血战之后。
大明对欧贸易进入下坡路。
想维持财政报表，只能着眼于国内，恰好，国内新生儿数量暴增，这些都是未来的人口红利。
只要稍微鼓吹，丈母娘要房子，没房子找不到媳妇。
房价就会飙升。
有钱的未雨绸缪，没钱的玩命赚钱，给儿子娶媳妇买房子，房子自然就卖爆了。
王鏊的计划是用十年，培育房地产市场，把财政收入做到十个亿。
对欧贸易暴跌，中亚战乱，大明商品国内滞销，大明陷入第一次金融危机。
那么缓解危机的最佳方式，就是房地产。
别看后世人对房子深恶痛绝，但只要给房子加上金融属性，所有人都得说一句真香。
房地产来钱是快，但有一个现实问题。
搞科研的一个月赚三十块，地产商一个月赚三亿，换谁谁会心理平衡？
王鏊提出的策略是，中枢在背后撑腰，用地皮收走70%，再对地产商收重税，顺便制造出民间富豪榜，把这些人排进去，为中枢暴富当挡箭牌。
说白了，就是扶起来一批白手套，把他们当工具人。
让他们为中枢赚钱，还帮着中枢挨骂。
至于白手套以后和中枢掰手腕，那是以后的事，眼巴前的危机，就能靠房地产解决。
所以，从景泰二十六年的金融危机，到今天景泰二十九年。
金融危机并没有影响民间正常生活，财政收入逐年走高。
就是房地产的功劳。
房地产吸纳了市场上多余的货币，接收了民间剩余劳动力，像一个蓄水池一样，把民间的钱吸进来。
而转型房地产也简单，用技术代替房地产，作为新支柱产业。
当初李贤就提出，大明要四条腿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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