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朴珍熙之间没有孩子。也许，我早就知道跨国婚姻，本来就是非常艰难的路。所以我的小蝌蚪一直穿着防弹衣。以免，日后生下孩子，又和我一样，得不到真正的父爱和母爱。
回到纽约以后，我用这些年赚来的钱，自己投资了中餐馆和韩国料理店。
其实在做化妆样品生意的时候，我暗自开拓了多条销售渠道。把很多的经销商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并让中国的一位同学做总代理，然后层层批发出去，因为经营的几款化妆品都很畅销，利润非常可观。我给了中国的同学年薪一百万，让他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化妆品公司。结果货源和销售渠道控制好以后，第一年就赚了几百万。这些，朴珍熙都是不知情的。因为除了她家族作为供应商之外，我又找了韩国其他更优秀的供应商，也包括日本和美国的。而表面上，我在朴珍熙的家族，只是一个业务员，就像我在中餐馆一样，表面上只是一个送外卖的。
我很感激朴珍熙有一颗善良的心。在我情感最脆弱的时候，给了我温暖和阳光。可是，她无法让我在家族中获得尊严，所以，我们不得不分离。
纽约的中餐馆要想经营的好，并非易事，到处是温州餐馆，竞争异常激烈。于是，我把中国的小笼包、、肉包子、水饺、馄饨、豆浆、油条、大饼等特色中华餐饮文化，都融入了进去，一下子开了好几个连锁店，也赚了不少钱。偶尔的时候，我还会充当那个送外卖的，去体会一下一线员工的艰辛。而总经理，也是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员工他们都不知道我才是真正的老板。
我的第三段恋情，是和哥伦比亚的同学，她也是来自中国。叫赵玉梅。英文名叫Alice。家境不是很好，从南京大学毕业后，作为交换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需要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留学。前面说过，我的第一段感情和香港女孩王娟是在十八岁，第二段感情和韩国女孩朴珍熙是在二十一岁。第三段感情，和赵玉梅开始时，我二十五岁，她二十四岁。刚好是最好的年华。我们常常在图书馆一起看书，有时，也一起到中餐馆打工。有时，还到《世界日报》，去做实习记者。发表了不少豆腐块文章。这段感情没有像前两段感情那样，奔放和执着，也没有像很多恋人一样，海誓山盟。更多的是相偎相依。我们经常探讨一些学术上的难题，比如跨国管理要注意哪些国家政策的变化等。以及为生活的明天而奔波。她一直担心，毕业以后，留不了纽约。所以，读书读的很认真，每次打工也很努力。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像同学一样相处。他以为我是个穷学生，我以为她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时，我感觉到我们是真正平等的。
中餐馆三
我是亚历山大，中文名叫刘大山。同事们叫我刘搭讪，因为我很喜欢和别人搭讪，也喜欢和陌生人聊天，倾听他们内心最秘密的故事。我有着华人的皮肤，用着外国人的名字，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纽约一家中餐馆当送外卖的。每天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三教九流、各种肤色的人群。同事中，也有一些从中国来的黑户，有的是躲避计划生育只能生一胎政策，有的是躲避赌债，有的是贪污以后，躲避检方的追查。有的是在国内走投无路，呆不下去了，想在纽约有个新的开始。
我和其他同事，大多数时间都是住在地下室的杂物间里。上下铺高低床。纽约的地下室，不像传说中那样潮湿而阴冷，定期也会有打扫的阿姨。偶尔的时间，我也会住到父母给我买的长岛别墅里。
是的，母亲怕我在纽约过的不好，除了给我存了备用金以外，还和父亲一起为了我，在纽约的长岛买了一栋别墅，只是我很少去住。因为离工作的中餐馆有点远，离哥伦比亚大学也有点距离。
和赵玉梅的相处，虽然是平等的，但没有与朴珍熙一样，充满了浪漫的情怀，可以一起弹钢琴，一起歌唱，充满异国情怀。我们除了忙还是忙。但我们都来自中国内地的一个小镇。我母亲是出生在江苏无锡江阴下面的徐霞客镇。小时候我在外婆家长大，因此会说一口流利的江南江阴话，和上海话，苏州话差不多，能听懂，只是口音不一样。她则来自江苏苏州常熟下面的辛庄镇。因为都是来自苏南，有时，还能用方言聊上几句。在异国他乡的纽约，能遇到都是来自江苏的人，也算是老乡见老乡了。
但那又能怎样，上完学，打工完，还是各回各家。我的小蝌蚪好多次都急着说，想要投进她的怀抱，可好多次都是不了了之。也许，她一直认为我就是个穷学生。我也一直犹豫，要不要带他到我的别墅里去住一两个晚上。
在研修《跨国管理》的课程时，赵玉梅笑着说，“要是有一天，我能管理一家跨国集团，那该多好。”
我说，“应该不容易吧，真如书上所说，当地政府的扶持政策、人文环境，企业文化，品牌运营都是很深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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