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巴黎警察越辟越谣，满腹狐疑的巴黎民众越来越确信存在投毒事件。
人们纷纷行动起来，在酒馆、水池、市场以及十字路口监视、盘查任何有投毒嫌疑的人，这样的行为也导致巴黎街头出现了许多无辜者被怀疑、痛打甚至虐杀的血腥场景。
在海涅给亚瑟寄来的信件中，就描绘了这样的现象。
在刷上红漆的酒馆所在的街头拐角，人们自愿聚集起来。人们总是在这些地方寻找嫌疑犯，如果他们的口袋中藏有可疑的物品，他们就倒了大霉。人民会像一只野兽、一支愤怒的军队扑向他们。
许多人由于自身的机智而逃过一劫，许多人由于在当天得到巡警的帮助而幸免于难。六个人遭到了无情地屠杀。没有什么场景比人民的怒火更为可怕，尤其当它变得嗜血，扼杀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时。
在街头，人潮涌动，身穿衬衣的工人如同万劫不复者，如同魔鬼，如同相互撞击的白色浪花，他们无情地咆哮着、呼喊着。我在圣德尼街听到有人叫嚣:“让我们把他吊死在灯柱上！”
我从窗户看到其中的一个不幸者奄奄一息，年迈的妇女脱下鞋子，用鞋跟敲打他的脑袋，直至他死亡。他全身裸体，满身是血，浑身是伤。人们不仅扒光了他的衣服，也拔下他的眉毛、头发和鼻子。
随后来了一个凶神恶煞的人，用一条绳子绑住尸体的脚，在街上拖曳，并不停叫喊:“这就是霍乱病毒！”
而马路边的一位尊贵的美丽妇人，身体和双手都沾满了鲜血，甚至就连她也给了经过的尸体重重一击。
而为了澄清事实，维多克在厅长的命令下，不得不前往巴黎的各个商铺和水井，把从那里得到的葡萄酒、烧酒、果汁、水、面包、肉类、糖果和水样等可疑物品送到法兰西科学院进行化验。
化验结果第二天就在巴黎的各大报纸版面进行了公示，结果显示送检物品不含任何毒药，而主宫医院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也集体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们宣布对送进该医院的病人进行了全面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迹象。
不过，这些科学证据却不是打消谣言的主因。
真正让巴黎市民相信霍乱并非投毒的其实是伴随着一场又一场骚乱逐渐攀升的染病人数。
在3月26日巴黎刚刚发现霍乱病例时，4天时间只有16人染病，7人不治身亡。
而在经过拾荒者骚乱、圣佩拉热监狱暴动和投毒谣言引发的暴力事件后，到了4月6日时，仅仅这一天便新增了1851例霍乱病患，其中670人于当天死亡。
而到了最近，根据维多克的说法，就算是保守估计，巴黎每天的死亡人数也在800人左右。
如果再加上那些没来得及送往医院救治的病人，那巴黎每天可能至少有1200人死在霍乱的魔爪之下。
虽然这么说很不客气，但是和巴黎一比，就算是被霍乱闹得鸡飞狗跳的伦敦都可以算是井然有序了。
根据英国中央卫生委员会统计，在上个月，英国全境刚刚迎来了霍乱死亡人数的新高峰，在英国431个可统计的城镇和乡村中，共有1519人因霍乱丧命。
而在霍乱的汹涌攻势之下，不列颠内阁和中央卫生委员会终于生出了病急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般的魄力。
这个时候，他们也管不了什么专制不专制的了。
14位新上任的卫生监督员被派驻到了全国各大主要工业城市，要求各教区强制实行不洁饮用水的管制工作。
而大法官布鲁厄姆勋爵则直接向各教区的牧师们发布了一则近乎恐吓性质的公开信。
在那封公开信中，布鲁厄姆勋爵声称：
在眼下这个紧急关头，牧师们应当坚定信仰，将信众们的健康置于一切之上。如果牧师们执意要像克莱斯特奇教区那样顽抗，坚持不将济贫税投入到公共卫生上，那么他将不得不考虑动用大法官手中的法定权力，暂停发放牧师们的圣俸。
而在圣俸停发后，如果他们之后的行为依旧不改善，布鲁厄姆将不排除将这份名单呈交给全英首席主教、负责管理英格兰南部教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全英次席主教、负责管理英格兰北部教会的约克大主教手中。
相较于布鲁厄姆勋爵的动嘴皮子，战争与殖民事务部主管大臣戈德里奇子爵的态度则直接许多。
鉴于不列颠多地因为议会改革与霍乱疫情引发的暴动，戈德里奇子爵命令驻扎于本土的陆军部队可以在合理范畴内协助当地政府进行临时管制工作。
内务大臣墨尔本子爵则在趁机推进他的《市政警察法案》，相较于去年他遇到的阻力，今年的《市政警察法案》推动起来明显顺利了许多。
如果让亚瑟猜测原因，那么他认为，应该是不列颠各地的市政当局终于发现，让警察部队管理治安明显比陆军出动更令人放心。
更何况，墨尔本子爵如今也不再坚持内务部必须完全掌握全国警察部队的领导权，而是愿意与市政当局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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