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后汉书·逸民传》），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又何尝不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龙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怎不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啊！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入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干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作者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两两相形，竟作一篇对偶文字，至末乃归到先生”（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九），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对于这一点，后来捧读此文者颇多心领神会之人。比如有个人称萧公的人过祠下，“因慨然曰：‘先生此祠，乃名教之首，何可令其颓圮若是？’”（清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一）可见先生之风固然有如“山高水长”，值得大加称颂，而政治之清明，君主之德政，名教之建立，又岂非众望所归，而需大书特书的呢？
范仲淹为文雅洁，语言流畅，结构谨严，后人评他的文章“字少意多，义简理详”（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卷六）。本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被人盛赞为“直追秦汉”之作。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世传范仲淹初作此文之时，“先生之风”本作“先生之德”，后李泰伯建议以“风”代“德”，他听罢欣然改之，果然全篇为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古今仁者，心意相通。范仲淹能从严光之隐，悟出世道清明的重要，又能在身遭贬谪之际，“不以己悲”，而能“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严先生若有知，也当惊知己于千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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