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嚓。
李爱国夹了一粒花生米，填进嘴巴里。
突然问道：“赵叔，你们见过敢跟火车茬架的毛驴没有？”
闻言。
赵刚瞪大眼：“毛驴不是见到火车就会逃跑吗，哪敢跟火车打架？”
“可不是嘛。”
李爱国点上一根烟，缓声说道：“那是两个月前的事儿，我行车路过廊坊，距离还很远，我那个副司机报告有头毛驴站在轨道上。
当时我也没在意，因为这玩意胆小啊，只要按两下喇叭，肯定逃跑。
谁承想，喇叭拉得叭叭叭响，那毛驴非但不逃跑，反而扭头冲着火车奔过来了。”
李云龙也被吸引了，忍不住说道：“那结果呢？”
“还用说吗，当天晚上我们机务段的职工们，都吃上了驴肉火烧。”李爱国道：“这就说明毛驴多了，什么毛驴都有，难免有一半个敢跟火车较劲的。”
他停顿片刻，看着赵刚说道：“我是火车司机，也不懂得那么多大道理，却清楚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世界上，有好人、有坏人，有赵叔这样正直的人、也有那些私心重的人。
这是人性使然。
咱们看问题，要看大局，不能因为个别人的所作所为，而产生负面印象。
别人我不清楚，就拿我老丈人来说。
他在解放前开了个裁缝铺，经常被黑皮狗欺负，他的那些同行们，被搞到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
现在解放了，他们才过上好日子。”
赵刚和李云龙一直在部队中，对于地方工人的生活并不太了解。
特别是，这里面有他们的一份贡献。
听到李爱国讲这些事儿，两人心中都要涌出了满满的成就感。
李云龙主动站起身给李爱国倒了一杯酒：“爱国这话说得对，现在跟解放前相比，可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饮而尽后，夹起个花生米，咔嚓两下，李爱国接着说道：“有国才有家，这句话我们铁道工人理解最深。”
“我们机务段有个张师傅，他在四十年前（1910年）曾在哈市中东铁路总工厂（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亦作“东清铁路”、“东省铁路”）工作，家住三十六棚。
那时候哈市突发鼠疫，沙俄打着“灭疫”的旗号，组织了由大批武装军警参加的所谓“检疫队”。
检疫队乘坐药包子车，拿着铁钩子，到处抓人。”
听到这里，赵刚的紧紧攥起拳头：“药包子车是什么？”
“就是密封的的马车。
当时，三十六棚中国居民，把这些“检疫队”的马车叫做“药包子车”或“杀人车”；
把那成群的“检疫员”称为“药包子”；
“药包子”，认为谁是鼠疫“患者”，就不分青红皂白，连勾带推地关进马车里。
再由军警押送到偏僻铁路线上的木制瓦罐车中，然后扣上大锁，运往荒山野地的破旧小屋子里，实行所谓的“隔离”。”
李爱国咬着牙，接着说道：“张师傅老师傅当年是制造车轮的工人。
有一天，张师傅正要进厂上工。
一群沙俄乘“药包子车”赶来，从车上跳下几个全副武装的军警，拦住了他的路。
几个身穿白大衫戴着大口罩的沙俄“药包子”，手里拎着大铁勾子，也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们上下打量一只眼和他那些工友。
那时候工人们没得吃，都饿得皮包骨头，脸色蜡黄。
药包子指着指着那些工人，兴奋得说道“你们染上鼠疫了”。
然后不由分说，就举起了举起大铁勾子就勾住张师傅的脖子，要把张师傅带走。
一旦被带到隔离点，药包子就会在工人脖子上系一个砸上铅封的绳套，然后强迫他们干活。
张师傅极力反抗，他身边的那些工人也不干了。
大家伙聚在一块，跟药包子打了起来。
面对怒不可遏的工人，药包子大总管，见势不好，立即向这伙“药包子”、军警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撤离。
这群作恶多端的沙俄份子，跳上马车逃走了。
张师傅的左眼眼珠子被钩子勾出来了。
幸亏工友们请来医生，进行了医治才保得一条性命，只不过从此落下了‘一只眼’的绰号。
”
啪！
刚讲完，赵刚的拳头重重砸在桌子上，酒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发出清脆的响声。
“太可恶了，他们简直没有把咱们的人当人。”
“是啊，好在现在解放了，我们机务段的工人当家做了主，才过上了好日子。”李爱国缓声说道：“张师傅现在也结了婚，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得了个大胖小子，整天喜得嘴巴合不拢，夸新世界好。”
讲到这里，李云龙这才明白了李爱国罗里吧嗦讲那么一大堆的用意。
赵刚也被触动了。
李爱国讲的并不是故事，而是一个人的人生。
这个人是活生生的，是有血有肉的，是真实的，是他的同胞。
虽然赵刚看不惯一些事情，但是正如李爱国所说的那样，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驴子多了，什么毛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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