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城事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李昭誉分别从内阁下属的行政总院、议院的国家外交战略委员会和安全局三处地方，得到了三份资料，同样是曼城事变，三个机构的竟然产生了不同的定性。
安全局的情报只尊重事实，详述了曼城事变的始末经过，并没有拿出任何总结性的结论，或者说，其总结的几点也只是事实，不能定性。
而行政总院的外交部的结论就完全是和稀泥似的，将之说成一个意外的，突发性事件，似乎是一个孤例。
议院那就是只有立场不讲良心了，全篇只提了很少一部分华商和帝国银行家的过错，当也是避重就轻，还恬不知耻的将之视为个人行为、意外，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了暹罗王。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议院，因为报告是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出的，而这批人，几乎全都是大资本家出身的议员。
最后，关于曼城事变的最终报告，其实是中廷根据安全局的情报出具的。
这份报告认为，是华商和部分帝国银行家，以非法手段垄断了暹罗的国家命脉，并且向政治权力进行渗透，威胁到了暹罗王的统治，最终引爆了曼城事变。
至于外交委员会所说的那些暹罗王的过错，在中廷看来，那是从帝国的角度来衡量的，从一个封建君主的角度来衡量，那些都是常规操作，什么操纵审判，使用酷刑之类的，这在封建王权国家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而且暹罗王是给足了帝国面子的，别说帝国银行家，就连牵扯其中的华商和华人官员都一个没杀，除了受了一些肉刑，就是被没收了全部财产，这件事这么大，也没有引发暹罗的排华浪潮，暹罗王仍旧坚持与帝国友好的政策。
而中廷出具的报告还得出结论，认为曼谷事变虽然是暹罗王的胜利，维护了暹罗的主权，但对暹罗未必完全是好事。虽然那些华商和华官是用一些阴谋手段意图夺取权力，但从目的上来言，这是暹罗第一次对宪政的尝试，如果这些人成功了，或许暹罗会成为东方第二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君主立宪制虽然不是什么完美的政治体制，但总比封建君主专制要强的多。
李昭誉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沉浸在曼城事变的调查之中，他通过这一件事，搞清楚了帝国皇帝的统治逻辑和政治方针，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种成果是不能拿出来说的，这也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你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却无法向人炫耀。
除了这个大的成果之外，李昭誉也有一项小的成果，那就是弄清楚了温洛的逻辑。
对于温洛这类有志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探索一条富强道路的统治者来说，帝国之于他们就是危机，既危险，又有机会。温洛既希望获得帝国的支持，经济上、技术上和政治上，但又担心被政治渗透和控制。
而且，即便温洛是一个开明的人，但再开明的君主都不会开明到自己减少自己的权力，更不可能结束的自己的统治。
这不仅是温洛一个人的逻辑，更是南洋所有藩属国，亦或者帝国势力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和政治实体的逻辑。每个国家都想得到帝国的帮助，却不想被控制。
李昭誉弄清楚了这些，才再次与温洛会面。
从上一次的会面来看，李昭誉发现自己对温洛的印象很可能只是一种假象，这位王子平日里表现的有些盛气凌人，似是纨绔模样，实际并非如此，他有信念，也有理想，更不卑不亢。
而这样的人是难缠的，但李昭誉却还是想搞定温洛。这是他的风格，吃东西先吃不好吃的，把好吃的留在最后享用，而做事先做最难的，把简单的留到后面舒缓。
李昭誉认为，假如自己搞定了温洛，至少在合作条款上，其余国家就比较容易搞定了。而且李昭誉还充分调研了，铁路建设的一些信息。
他通过调查得知，在热带地区进行铁路建设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环绕马来半岛的铁路还是巴拿马地区铁路，帝国在这些地区进行铁路建设，付出的人命比之温带地区要多的多。
更不要说，还要协调多个国家，而这些国家之间还有存在巨大的矛盾。
中南半岛的铁路网，注定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李昭誉感觉或许需要打个样，树立一个正面形象。
李昭誉与温洛第二次会面，不是在这位南掌王子的庄园，也不是在官方机构，而是在一处安静的茶馆里，两个人没有带多少随从，似只是朋友间的会面。
“温洛，你知道苏伊士运河吗？”李昭誉与温洛相对而坐，笑着问道。他知道，温洛想和他谈铁路，但李昭誉不准备直奔主题，他需要对会谈有掌控力，所以选择了主动出击。
温洛呵呵一笑：“大公子真是说笑了，这个世界上那些不知道苏伊士运河的人，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乡巴佬了。”
苏伊士运河是沟通东西方的重要交通要道，在帝国的地位相当高，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帝国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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