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提起这个仁宗就来气，狠狠道：“拦船压价确实是这两个混账做出的荒唐事，朕已经勒令他们补偿碳商的损失，并去宗正寺闭门思过三个月。”
黄青一脸的不可思议。
处罚的也太轻了吧！
此次可是藩王勾结朝廷机构为自己谋利，还私自调动禁军。
这么重的罪只罚点钱，关几个月禁闭？
我的皇帝陛下呀！仁，可不是这么用的！
仁宗见黄青如此表情，心中也不由一阵苦笑，他自己也知道对两位藩王处理的确有点不痛不痒。
但他又有什么办法？
邕王和兖王之所以入东京，是因为自己无子，在群臣逼迫下才招二人过来考察立嗣之事。
现今藩王犯错，群臣虽深觉丢人，可事已至此，跟二人绑定很深的百官，还是请求皇帝宽大处理。
沉没成本太高，车门被焊死，大臣们已经下不去车了。
面对黑压压一片跪地求情的文武们，仁宗皇帝就算再生气，也没办法狠狠惩治两位藩王，只能罚钱关禁闭了事。
这让仁宗皇帝感觉非常憋屈。
我儿子死了你们不关心，逼着我立嗣的是你们。
说邕王、兖王有人君之相的也是你们。
邕王兖王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求情的还是你们！
我这个皇帝难道只是摆设？
皇帝的心情，士大夫们根本不在乎。
因为士大夫们觉得这个国家他们也有份。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北宋的皇权和汉唐略有不同，主要是较大的受到各种律法以及宰相、言官的制约。
宋朝建立后设置了大量法律，包括律、敕、令、格、式，针对中央和地方有多种不同因地制宜的法规，对于皇室、外戚、宦官，也有多种家法管束。
同时太祖太宗时期宰相权力的扩大，本朝台谏制度的完善也让皇权有了诸多制衡。
仁宗也没办法一意孤行，这已经是他尽最大努力争取的结果了。
皇帝憋屈，却反过来安慰黄青道：“小七你也不用担心，我已经狠狠申饬了那两个混账，他们不敢再向你家生意动手的。”
黄青不知道朝堂上的闹剧，坦然接受了仁宗皇帝的好意。
他倒不怕正常商业竞争，以他的经营手段，在市场营销方面能活活玩死千年前的古人。
奈何两位跋扈的藩王手段太过下作，杀人放火的事都干得出来。
现在听到皇帝已经警告过两人，又关了他们禁闭，心里也不由松了口气。
同时对于安排后手、保留底牌的想法更加急迫，他讨厌这种把身家性命交在别人手里的感觉。
黄青决定，回去就着手增加底牌！
他出声道谢，说的可怜兮兮：“多谢陛下关心，有了您的庇护，侄孙儿家的生意就不怕被人巧取豪夺了。
姑祖父您不知道，最近家父家母好几天都睡不着觉，深怕半夜醒来，宅子里又失火了……”
仁宗皇帝通过皇城司也了解过酒坊差点失火的事，这也是他想从重处罚邕王兖王的原因：“好啦！不必如此惺惺作态，有什么事朕会给你做主的。”
提到生意，仁宗皇帝突然想到黄青之前关于一个酒坊养活几千户的话题。
这个问题他最近几天确实一直在思考，现在终于有了一些想法，准备拿来劝解黄青。
“小七，商贾之中多狡猾之辈，你把心思多用在读书上，切不可本末倒置。”
黄青撇了撇嘴，不屑道：“商贾奸猾，难道读书人就不奸猾？朝堂上多的是奸猾之辈。”
仁宗很不开心，斥责他：“不要妄议朝中官员！”
又苦口婆心道：“之所以说商贾奸滑，其主要在于商人惯会囤积居奇、哄抬市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如果朝廷鼓励商业，会让整个大宋充满铜臭，士人无心读书，百姓无心耕种，这绝非国家之福。”
黄青不敢苟同：“姑祖父，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他老人家都这么说了，可见君子并不是非要跟商贾完全划清界限。
我曾听闻，南方已经有一些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在经商了，他们把自己叫做儒商，奉行以义理财。”
“以义理财？”
仁宗仔细琢磨这句话，越琢磨越觉得颇有道理。
能没道理嘛，这话是多年后王安石变法时说的。
王安石着书详细阐述了他对于义利之辨的思考。
要谈义利，先谈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直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
他认为天性无所谓善恶，既不善，也不恶，纯靠后天学习。
继而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
公利便是大义，为国理财谈的是利，其结果却是义。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
王安石的言辞黄青大部分都认同，但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就太过激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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