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分割中央官员的事权。将官员分为官、职、差遣三种，也就是一个官职在名义上有三个人做，实际上只有一个人被差遣在做。
三为剥夺地方官的权利，防止地方割据。把州郡的财政、军队、行政分割开，收归中央所有。又设置通判牵制地方官，还有转运使等官员监察地方官。
四是笼络官员的恩荫制。
黄青的大哥就是恩萌为官。
在这四个指导因素下，北宋的官僚机构暴增，官员数量也随之增加，而且大批官员属于闲散人员，只拿工资却无事可做。
发现冗官问题很容易，大宋的有识之士都知道这里面的问题。但以上四点哪个容易解决？
范仲淹在庆历年间浅尝辄止，还没真正触碰到冗官的核心问题，就被既得利益者赶下了台。
这个问题就连身为穿越者的黄青都不敢轻易触碰，所以他只能先经济强国、迂回包抄。
国家财政提升了，最起码会让官吏们对百姓的盘剥少一些，能给百姓一些喘息之机。
至于那些贪得无厌的，到时处理起来就没有这么大的反对意见。
冗官问题严重，还不好解决，那冗军问题呢？
更不好解决！
目前整个大宋光禁军就有120万，再加上厢兵、乡兵和蕃兵，总数直达180万！
六千万的人口，除了要养家，还得供养40万官吏，180万军人。
这负担简直压的人喘不过气。
仁宗时代的欧阳修曾在自己的《原弊》中记载：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冬春。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意思是说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大部分收归国有，能够吃上粮食的时间只有几个月，有时候还要吃米糠、橡实、菜根以求活下去，一旦遭遇天灾，基本上都饿死路边。
百姓负担这么重，但大宋还是不得不养这么多兵。
主要原因在于首都就在华北平原，无险可依，加之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得辽军可以一马平川的直达京城。
这种威胁每时每刻都让首都人民没有安全感。于是只能设置庞大的军队保卫京城，首都的禁军成为大宋对于游牧民族的新“长城”，同时庞大的禁军也是对于地方势力的威慑。
少点不行吗？
还真不行！
就在不久前宋夏战争爆发，大宋三战三败，西夏陈兵边疆。同时辽国见有便宜可占，也往国境派遣大军。
以大宋军队的战力来说，兵少了真有可能被人家一波带走。
又有人说，兵贵精不贵多的道理大宋不明白嘛？
当然明白。
《宋史·兵志八》有写：“景佑元年，三司使程琳上疏，论：‘兵在精不在众……如此，则疆场无事而国用有余矣。’”
道理都知道，但实际操作却不是这样的。
大宋一直执行的是“守内虚外”的国策。
也就是说：对外战争对于君主的统治毫无用处，反而武将专权能够使得国家颠覆。
于是北宋皇帝对于边防根本不重视，因为澶渊之盟证明可以用钱“买”到和平，就没有必要让武将带兵作战以防止武将专兵。
一个一年就要更换统兵武将三到五人的军队，都“将不知兵，兵不识将”了，又如何练成精兵？
所以还是靠堆量实在点。
而大量的兵源来自哪里？
大宋可是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
因为宋朝的重文轻武，导致当兵的一点人权都没有，有些还要在脸上刺字，一辈子顶着黥面，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当兵。
面对这种情况，宋朝也有招。他们会在灾荒时大规模招募灾民和流民进入军队，以防止农民大规模起义，毁灭国家。同时对于罪犯也脸上刻字充军，兵实在不够了还能强征平民。
可想而知，这种兵源的战斗力多么堪忧。
以上可以看出，想解决冗兵问题，要么给武将放权，让他们练出精兵；要么收回燕云十六州，有真正的长城做依托；要么迁都。
可这三点又有哪个容易解决？
有了冗官、冗军，冗费就不难理解了。
因为官多兵多，为了军队和官僚对皇帝不发生反抗，自然就要给予军队和官僚的中上层极为优厚的俸禄和赏赐。
而这些赏赐的来源，依旧是百姓的税赋。
再加上辽币、西夏岁币都要从老百姓头上搜刮。
如此，百姓怎能不积贫积弱？
……
黄青初来《知否》世界，发现自己是伯爵府受宠的幼子，而且深得皇帝和皇后的喜爱。
同时身处大宋仁宗朝最开明、儒雅、温和的时代。
他原本抱着的就是享受生活的心态，谈谈情、说说爱，白日与风流人物痛饮高歌，夜间再来个红袖添香。
最多搞搞小发明，斗斗藩王。
日子岂不是悠哉悠哉。
可随着与仁宗的接触，随着对这个朝代认知的越来越深入，他就越觉得有一种压抑和阴霾在心头挥之不去，让人好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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