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春节越来越近，说明离周东飞去岛倭国执行任务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时间比较紧迫。这两天，史良拼命回忆自己和刘婷在一起时候的任何细节。他写出的信息密密麻麻，四号字体、A4纸张竟然打印了几十张。好在是个专业的秘书出身，内容虽多但是条例很清晰，不愧是个玩儿笔杆子的。
周东飞看了看这些材料，发现有用的信息并不是太多。他从中筛选了不少，最终确定了几个和刘婷平时来往比较深的人物。这些，都是史良和刘婷在一起的时候，听刘婷说起过，或者遇到过，或者刘婷当面电话联络过的。史良虽然在感情问题上像是一个傻子，但是在这些具体的事物上还是比较精明的。否则的话，也不可能做省长秘书。
时间比较紧，来不及大面积的撒网了。所以，只能挑选一些嫌疑比较大一点的专门调查，多少有了点碰运气的味道。
周东飞在这些人物之中，先是过滤掉了女性，然后又过滤掉了一些能量不是很大的。比如一些低级别干部，应该没有可能达到刘婷所说的那个能量级。再往后，又过滤掉了几乎不可能和刘婷产生关系的。
到最后，目标基本锁定在三个人身上。
第一个，是刘婷所在的罗德投资有限公司的河东省总代表，科尔·罗斯柴尔德。这是这个家族的一个非嫡系成员，但至少代表了这个庞大的家族。而有这样家族背景的，应该具备了相当强大的能量。
第二个，竟然是副省长沙文生。史良并未见到刘婷和沙文生接触，只不过是在一次打电话过程中，听刘婷在电话上喊“沙伯伯”。这也不算奇怪，刘婷的父亲刘子健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实职副厅级干部了，在本省认识几个副省级领导不算意外。当然，沙文生位置特殊，调查他不是一句话的事情，毕竟影响太大。而且周东飞觉得，沙文生或许在政见上和李正峰不合，但还不至于去报复史良家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一个攀升到这个级别的官员，多半不会太过于没气量。
第三个，是一个叫做虞策的人。这是一个很年轻的男人，似乎也不大出名。史良在把他写出来的时候，几乎也是一笔带过。但是，周东飞却从中感觉到了不简单。因为史良在描述此人的时候，说是虞家什么公子哥。虞家这个名字，在华夏并不是很出名。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在商界，似乎都不太有名气。所以当时史良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几乎没有太在乎。要不是史良拼命挖掘回忆，恨不能将任何有可能和刘婷产生交集的男人都挖出来，他甚至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忘记这个名字。
但是，周东飞却对这个“虞家”感到有点好奇。所以，“破格”将这个虞策也列为了被调查的对象之一。
为什么？
史良这个级别的人物，知道的高层内幕实在太少。而周东飞完全不同，他所在的部门是全国最隐秘的特工组织暗影。别说是一般人，哪怕是一般部门、一般高级官员接触不到的消息，暗影也能接触到不少。而作为暗影的三巨头之一，周东飞又有权调阅暗影所有的档案信息。所以，他知道的隐秘事件和隐秘势力，远远超过了别人。
在一些隐秘势力中，就有一个“虞家”！
而这个虞策，不会就是出自这个家族吧？！
从史良提供的资料上看，当初刘婷和虞策通电话的时候，好像说是办理虞家和罗德投资公司的一项业务。由此判断，周东飞更加觉得虞策可能出自那个家族。因为，罗德投资公司的背景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而这个虞家，恰恰就是一个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非常相似的家族。若是生意上存在往来，是极有可能的。而且，“虞”这个姓氏也太稀少，无怪周东飞会更多的注意。
若说这个虞氏家族，真的没有任何名气了。哪怕再往上推一两辈人，或许都没人听说或记起这个名号。但是周东飞从暗影的资料上得知，其实这个家族早就转入了地下，其实力依旧很惊人。这样一种现象，像极了欧洲的罗斯柴尔德。
但是根据暗影的记载，这个家族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前清初期。当初在口外经商，后再晋中经营票号生意（类似于银行业前身）。两三百年的时间，不知积累了多少的财富。但是，这个家族似乎一直懂得如何低调发展。在那个时期，他们的名号也远不如日升昌之类的大票号。因为那时候的晋中，被称为旧时代的世界金融中心，不少大票号的银票通行到欧洲，号称“汇通天下”。而作为票号业的老大，日升昌的名气自然很响亮。
但是有人估计，虞家只不过是在暗中发展、暗中投资各大票号。有时候，甚至以别的人名进行投资。这个家族财富加在一起，甚至会超越日升昌这样的大票号。
晚清时期，清政府财政极为紧张，数次勒索盘剥那些财大气粗的票号。于是，那些出头鸟相继被盘剥得无法承受。就连一度辉煌、庞大的日升昌，也逐渐走入了末路。但处于暗中低调发展的虞家，却提前撤资更深的隐蔽了起来。这种明哲保身的手段，让虞家逃脱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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