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杀伐过重，那是在破坏蜀地的民力和备战潜力，这里将来都是主公的地盘，还是要多加体恤。但如果完全靠敌军望风投效，也难免难以立威，战后想要推行种种变法，也难免有死硬阻挠之人冒头。
司徒和令君推行的那些新法，无论代役钱还是租庸调，都是会损及本地原本的豪强大族的利益的，也会让蜀中人士往外增援的钱帛物资比刘璋统治时多。
只要是动了蜀地之人的钱，他们就不可能乖乖心服，将来若是因为一开始没打怕，再想反抗，就反而不美了。”
张飞经过这些年的历练，军事上的成长非常明显，但政治上还是比较弱的。诸葛瑾的这番战前教导，他就没怎么关注，更别提学进去了。此刻还是被魏延提醒，才稍稍听进去了些，也能设身处地理解。
张飞不由服气地感慨：“子瑜还说过这话？倒是高瞻远瞩，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么个道理。问别人兜里掏钱去别处使，谁会心甘情愿呢。益州人在刘璋治下十几年，从不用往蜀地之外的地方上贡，将来却是必须蜀钱外运了，再开明的善政，也难免有人反对，还不如把反对之人先震慑住！”
张飞却不知道，诸葛瑾战前这番论断，是借鉴了后世那么多深刻的历史教训的。
当今之世，只有诸葛瑾这个穿越者，才知道后续一千多年里，蜀地历朝历代的治乱反抗。
凡是蜀地被中央朝廷兼并之后，如果兼并的过程彻底打服了，那么战后把蜀地割据政权的物资往外调运，也就容易些，推行新的变法也容易些。
但是如果是中央朝廷的军队刚刚翻越群山、进入成都平原，蜀地割据诸侯的部队就直接投了，没经过血战。那么将来的长远结果，就只能走两条：
要么直接放弃对蜀地的经济和财政整合，任其放任自流，这种情况下，蜀人确实会心悦诚服很久。比如西晋灭季汉时，刘禅投了，司马炎一开始也没对蜀地如何，还让本地人可以做本地的官，慢慢自治，大家就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
但是等到八王之乱、西晋崩盘之后，一旦晋朝需要南方蜀地的钱粮物资、横征暴敛往外运，成汉李氏之类的割据就冒出来了，他们不会甘心于服从东晋小朝廷的。
同理后世五代十国结束时，赵匡胤的军队打到后蜀，一开始倒是很顺，“十四万人齐解甲”直接投了。
可北宋朝廷持续多年把蜀中积累的钱帛往外运，支持中央朝廷的财政和后续用兵开销，于是整个北宋初期，蜀地的叛乱此起彼伏。
哪怕没读过历史书的，不知道那前后十几次叛乱，至少也听过初中课本上的王小波、李顺之事。
到了最后不得不拆分设“川峡四路”，多增加几套冗官班子让他们互相制衡，防止蜀中出现一家独大的统治，这才是四川地名的出处。
所以，刘备军中，如今只有诸葛瑾一人，有足够的高瞻远瞩。
他知道要推进改革，只要将来问蜀地人要钱的压力高过刘璋统治中期，还要避免蜀中出现武力叛乱反抗，那刘备就必须打一场范围可控的、程度有限的血腥立威之战。
现在绵竹等地机缘巧合成了这个立威的工具，那就果断把仗打漂亮，没什么好犹豫的。
西路诸将之中，其他人都不怎么热心学习诸葛瑾的政治远见，唯有魏延倒是很爱学习，这可能也跟他当初投刘之后，在武昌埋头苦学提升的那几年经历有关。
魏延心目中，一直觉得诸葛家的人就是神仙一般的存在，说的话统统都是真理，随便有点什么新的论调，他都深信不疑。没想到此刻却是现学现卖，坚定了张飞等人强攻立威的决心。
……
诸将调整好了心态，也重新坚定了打硬仗的决心。
不再抱怨之前遗留的种种问题、延误战机，总算是做到了上下一心。
大家都向前看之后，事情也就顺畅了些。张飞非常虚心地向法正请教，如何优化目前的攻坚战术，以便更契合绵竹城这边的实际情况。
法正也结合了张飞此前两天强行填土壕沟缺口、试图铺路直通城下时走过的弯路，遇到的问题，缜密分析了一下，建议道：
“我军目前用的战术，是跟在涪城时相似的，都是想直接填土结合壕桥车，在护城壕上打开几个口子，把葛公车推过去，直临城墙。
这样的战术，好处是时间快，就只盯着几个点填，填完后的缺口也不用太宽，地面够扎实能过车就行。
但张任颇为擅守，强弩颇多，而且其调度用弩之能很强，远非在涪城时的泠苞、邓贤可比。我们集中于几个点挖掘，张任也能盯着这几个点，重点以强弩交叉攒射，所以填河辅兵、民夫伤亡颇多。
结合张任善于用弩且弩多的特点，我觉得我军应该调整攻击方向了，而且不能贪图求快。
之前我们选取的填河点都比较靠近城楼，多是在城楼左右两侧百十步之内，为的是一旦上墙后，士卒沿墙搏战，可以尽快夺取城楼，然后打开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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