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不认为我的慢性支气管哮喘对我上大学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妨碍，而最近半年的日以继夜的自学数理化，也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不适的情况出现。
因此我想如果我能够搞到一个医生开的证明，证明我的病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那么我还是能通过高考体检的！
但到哪了去开这张证明呢？
我想到了周医生！
周医生是我所在的高泰电讯组的医务室的周医生，但她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呢？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可是关系到我能不能考大学的问题！
于是我忧心忡忡地来到了高泰电讯组的医务室找周医生。
高泰电讯组的医务室，实际只是在老式居民楼的天井里的一个不足六平米的冬冷夏热的违章建筑：
医务室内四周的墙壁简单地使用石灰刷白了一下，屋顶吊着一只40W的日光灯。
对门靠墙放着一个上半部是玻璃门的柜子，柜子里整齐地排列着病历卡；
门的左侧也放着一个上半部是玻璃门的柜子，里面有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药品、体温计等；
门的右侧，是一张陈旧的单人办公桌，桌上放着一个血压仪，还有一瓶蓝墨水和一瓶红墨水，周医生面对着门坐在这办公桌的后面。
周医生是个68届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去了农村插队落户，后来队里看她是个女知青，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那时中国农村中的普遍文化程度连高小毕业都不到，因此就让她当了一个“赤脚医生”。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什么是“赤脚医生”了。
“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的是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
“赤脚医生”的出现，在当时一定程度上解决和缓解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他们在广大农村地区普及爱国卫生知识、除“四害”、根除血吸虫病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赤脚医生”中的代表人物叫王桂珍，她是电影《春苗》的原型，除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外，还曾登上天门城楼参加建国20周年庆典，代表中国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并作发言，1977年发行的上海壹市斤粮票上还有其肖像。
而“赤脚医生”的这个名称，是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杂志《红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然后文章在全国内各大报刊被纷纷转载，于是“赤脚医生”的名称就此走向了全国。
周医生就曾经是这样的一名“赤脚医生”，后来国家出台了知青返城的政策，周医生就回到了上海，被分配到了我们高泰电讯组，并当了医务室的医生。
来到高泰电讯组后，由于我是“砂头组”的组长，当时在高泰电讯组里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同时我待人随和，很有亲和力，加上我经常去她那里看病，因此她和我走得很近。
恢复高考了，周医生也想去参加高考，她想去考医学院，由于当时我在高泰电讯组中的高考复习进度是最快的，因此她在自学中遇到了问题，就会来问我，而我也总是不厌其烦地会帮她解答，因此她和我的关系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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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看病啊？”，周医生正在埋头叠纱布，见我走进医务室，就抬起头来热情地招呼道。
我见周医生问我是不是来看病，就摇摇头，然后在周医生的对面坐了下来。
周医生见我摇头表示不是来看病，然而又是一幅忧心忡忡的模样，恍然大悟道：“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为了高考体检的事，是吧？！”
听周医生这么问，我惊奇地想，她怎么知道我来找她是为了高考体检的事？但转念一想，明白了：因为高泰电讯组中想去参加高考的不光是我一个，因此因为体检问题去找她的人自然多了去了。
“是！”于是我点点头，简短地答道，不过依然是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
周医生见我说确实是因为高考体检的事，于是就走到柜子前，翻了翻，找出了我的病历卡放到了我面前。
我来找周医生，确实是要拿我的病历卡，因为国家规定去参加高考体检的都必须带上自己的病历卡，但我今天来也并非全因为此，我还有事求她帮忙——想让她帮我开一张证明，证明我的慢性支气管哮喘已经明显好转了。
我拿过我的病历卡，从头翻了起来，只见里面满满的都是我看病的记录，在这些记录里，绝大部分都是我来配吃支气管哮喘的药的记录，这更加重了我的担心，于是耷拉着脑袋把病历卡放入了中山装右下方的口袋中，心里想着：“怎么开口和周医生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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