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笛卡尔。
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关键在于你是否比机遇先到。
一周后，毕业设计答辩的成绩公布了，我得了个优秀。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因此而高兴，因为这不是我做这个毕业设计的目标，我的目标是要实现这个设计！
......
1982年，新中国迎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8年春季入学的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学员，包括1979年春季入学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第一届学员。
日后的报道是这样描述1982年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大学毕业生的：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1982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在1977年重启高考招生所录取的1977、1978级大学本科生在这年同时毕业，同属1982届。他们在大学里求学如饥似渴，几近‘自虐’；经历多年人才空当的各行业在当年将刚毕业的他们一抢而光。”
“今后，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从15岁到30多岁！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
“也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更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77、78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77、78级要出人才！”
正是出于这样的特殊历史原因，因此国家特别重视这一年的大学毕业生的质量。
为了检验这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高教部准备在教育比较发达的八个省和上海北惊二个直辖市之间举办一个不分专业，仅限工科的八省二市的毕业设计大赛。
后来，这成为了唯一一次由高教部组织的不分专业的全国高校毕业设计大赛。
我有幸代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上海分校老湾区教学点去参加上海分校的预赛。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努力感到了苍天，还是苍天突发慈悲而特别眷顾我，我赢得了预赛，并进入了最后的全国决赛。
全国决赛一共只有四名选手。
我代表上海参赛。
我投入了紧张的准备之中。
决赛要向全国转播，但那时，没有PPT一说，因为那时没有投影仪，更没有电脑，因此为了符合电视台转播的要求，必须把所有大赛答辩时所需要的图和提纲性的文字说明，都画在或写在一张张大大的白报纸上，这样答辩时可以挂在讲台上，这样才能符合转播时所需要的现场画面要求。
于是Z自愿地给我打起了“下手”。
我先在普通的草稿纸上把大赛答辩时要用的一张张图画好了，包括把提纲性的文字说明也写好了，然后她帮我画到白报纸上去，包括用毛笔把我准备好的提纲性文字抄到白报纸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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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午饭后，我照例来到Z的家准备大赛答辩的材料。
“X，你来啦，饭吃过没有啊？”我一进门，Z的母亲就热情地招呼道。
“吃过了。”我客气地答道。
“来，坐！”Z的母亲拉过饭桌边的一张椅子，微笑着对我说道，这时我已经是她们家的常客，她已经习惯了我经常午饭后去她们家一起和Z做功课或一起去学校的场景。
“好的，谢谢！”我礼貌地答应着，坐了下来。
“听Z说你要代表上海去参加全国毕业设计大赛的决赛了，是吗？”Z的母亲今天一反常态，平时都是我来了，她客气地让我坐下后，就自己去看报纸了，但今天问起了我去参加全国毕业设计大赛决赛的事。
“嗯。”我点点头，简洁地回答了一声，我这个人的行事风格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因此我不喜欢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
“好，你这小囡有出息！难怪Z老是在我面前夸你。”小囡是上海话，意思是小孩，Z的母亲用浓重的上海话夸奖着我。
只是她还说Z老在她面前夸我，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不过仔细想想，这也正常，想必是我这么频繁地来她家，几乎每个星期六下午都会来，她自然要怀疑我是不是她女儿的男朋友了。
再说哪个母亲不关心自己女儿的婚事？因此想必她会因此而不时地向Z打听我的事，那么Z在和她母亲谈起我的时候，自然是说我好了。
那时我的性格和现在大不相同，不像现在那样善于交际和在人面前侃侃而谈和高谈阔论，因此我腼腆地笑了笑，说：
“实际上不是我有出息，而是因为Z帮我在一个校外的微型计算机培训班报了名，让我有机会接触到现在大学中还没有开课的微型计算机技术，这样我才有了在这次的毕业设计中展露头角的机会。”
“她帮你报了一个校外培训班？”Z的母亲听我说是因为她的女儿帮我报了一个校外培训班的名，才让我最终有了这次参加全国毕业设计大赛的机会，不禁好奇地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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