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泸上之行，也确如盛宣怀所谋划的，是一次“扮猪吃虎”之行。
唐景星和徐雨之，都是羊州顶级巨商，绝对称得上是老奸巨滑。
如果盛宣怀像从前那样诚心相待，那一定会像一只小白兔一样被两只大灰狼吃干抹净，最后再背负一个更大的包袱；如果与之明争暗斗，那么以盛宣怀的经验阅历，不要说同时对付两个，恐怕连一个也搞不定，最后少不得又得掉进一个大坑。
无论是左是右，结果都是个死。而且，招商局的资产远超荆北矿场，到时恐怕非把整个盛家败光不可，那可就真的就成“天下第一败家子”了。
可是，妙就妙在盛宣怀这次选择了“扮猪”。
既然是“扮”，那就是伪装。伪装成猪的样子，真正的实力反而隐藏起来。
而且这个“猪”还要让人家看出来是猪。
因为猪的前面是两头狼，可是在猪的身后却是李鸿章、洋务派、官府，甚至整个黛青朝廷。
对手呢？
只是区区两个商人。
当商人与官府对抗的时候，商人永远是弱势的底层人，二者根本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只要盛宣怀不主动与之有过度的接触，只管装傻充愣，做个没心没肺的“猪”，那么两个商人就是猎人枪林弹之下的狼。
除非他自己稳不住，出错招。就像对待胡雪岩那样，掏心掏肺，让人家抓住自己的把柄。
这就是黛青国情。
在黛青，商人的地位是最贱的。
这倒不是黛青一朝开的先河，而是中土自古以来的传统。事实上相对于其他中土王朝，黛青对商人还算是比较好的。
中土对商人的歧视始于号称“第一统一王朝”的启因王朝。
启因王朝是由启因王国通过前后十几代人的努力，累代扩张建立起来的。启因从一个小小的子爵领主邦国，最终以武力征服了六个和自己大小差不多的强大王国以及无数个比自己弱小很多的大小邦国，甚至反噬了自己曾经的宗主国称天下共主的只欧王朝，成为新一代天下之主。
靠的是什么呢？
一个人，一本书。
人是丧君，书是丧君书。
据说，最初丧君的称号是商君，因为他嫌弃商人和商业，自己强烈申请将封号改成了丧。
而他的丧君书里所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国家要强大，就必须严厉的打击商人。
这个观点的提出，丧君当然有自己的一套很复杂的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农民，工菝、战士，才是国家强大发展的根本力量。农民被绑定在土地上，跑不了；工匠必须在工场里作工，也跑不了。战士可以跑，但是只能在军令的驱使下跑，更是绝对受制于国家的杀人机器。
而且，农民依靠生产粮食为生，不生产粮食他就得饿死，生产了粮食，他就得纳粮，国君收到粮食，国君就富强了。
工匠依赖作工为生，他一个月不能正常作工，也会挨饿。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粮食，也无力囤积太多食物，所以必须依赖国君保持社会稳定，他们才能安心工作。而只要他们正常作工，国君的各种机械就会得到创新和维护，那么国君也会富强。
至于战士，他们攻城掠地，杀死敌人，直接为国君扩张领土服务，是国君最有用的利器。军队自己不能生产食物，也不能制造武器，他们必须完全依赖国君供应他们这一切。而他为国君提供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领土和大批被征服的劳动力。
所以，丧君认为，农民、工匠、战士，这三种人是良民，如果他们成为主体，国君也就富强了。
然后，笔锋一转，他就开始骂商人了。
他说：商人就与这三大主体就完全相反了，商人是贱民、是害民、是贼民。
商人流动性太强，要想管理好商人必须用极高的成本，那么国君就会因为管理成本太高而崩溃；如果不加以管理，他那么他们就会不受约束，成为危险分子。
商人到处走，见多识广，很难忽悠，如果在平等的地位上贸易，国君往往会吃他们的亏。
商人有钱，有货物，如果国君不压制他们，他们就会囤积垄断，反过来压制国君。
而且，因为上面种种原因，，农民、工匠都很容易用所谓的“大义”鼓励，用“名爵”牵引，最终为国出力，甚至为国君效死，不仅不逃避还引以为自豪和荣耀。但这套对商人是没用的，他们直接通过贸易获得名和利，根本不需要讨好国君。就算他们想要从国君那里得到什么，花钱买就是了，也不需要出力，更不需要出命。
这样的话，如果商人数量多了，国君的利益就会严重受损；如果商人的地位高了，国君的尊严就会削弱。
而且，商人其实远比国家更有能力，如果国君和商人在一个公平对等的地位上，国君绝对是打不过商人的。国君拥有举国之力，生杀之权，如果和商人对等贸易，不出几年就会财尽人空。商人会买光国君的土地，百姓也会因为财利跟着商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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