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六年（1572年）十二月，朔风卷着寒意掠过紫禁城，将岁末的肃杀之气，吹进了这王朝中枢。此时的大明，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节点，隆庆帝朱载坖驾崩已逾半年，十岁的新帝朱翊钧，已然在张居正等辅臣的辅佐下，逐渐熟悉帝王之责。
这个十二月于万历而言有着特殊意义——过完这个月，王朝便将正式从隆庆改元万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序幕。朝堂之上，文武百官皆小心翼翼，试图为新朝开好局、定好调，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却悄然埋下了日后的伏笔，也让这位年幼的新帝，第一次窥见了帝王权力的微妙之处。
这一月，万历帝按照礼制，如期举行视朝大典，接受百官朝贺。视朝，作为帝王治理天下的重要礼仪，既是彰显皇权威严的方式，也是君臣沟通的重要场合，历代皆十分重视，不敢有丝毫懈怠。
可就在这关乎新朝颜面的视朝大典上，却出现了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以抚宁侯朱冈为首的一百七十三名文武官员，竟无故失朝，没有按时入宫。消息传到万历帝耳中时，这位年仅十岁的幼帝，脸上虽未显露过多情绪，心中却已然有了波澜。
彼时的万历，尚在张居正的悉心教导之下，努力学习帝王之礼，努力践行着儒家圣君的行为准则，视朝大典在他心中是无比庄重神圣的。一百七十三名官员集体失朝，不仅是对皇权的漠视，更是对礼制的践踏。
内阁首辅张居正得知后更是震怒，新朝初立，礼制为先，若是纵容官员无故失朝，日后必然会纲纪废弛，难以约束百官，影响朝政运转。于是，张居正上奏万历帝，请求对失朝官员予以处罚，以正纲纪，警示百官。
万历帝听从了张居正的建议，下旨对这一百七十三名失朝官员，一律处以罚俸三月的处罚。罚俸三月对这些文武官员而言，并不算严厉的惩罚，更多的是一种警示，一种态度——新帝虽幼却不容轻视，朝堂礼制不容践踏。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看似简单的处罚，却在年幼的万历帝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让他无意间知晓了一件事情：原来，早朝是可以不上的，即便不上，也只是受到罚俸这样轻微的处罚。
这个认知，如一颗种子，悄然埋在万历帝心中，或许在当时，谁都未能意识到这颗种子未来会生根发芽，会影响到他日后的执政生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桩小小的失朝事件，成为了万历帝对帝王权力认知的一个重要节点。此时的他尚且年幼，心智尚未成熟，对权力的理解还停留在张居正为他打造的圣君框架之中，可权力本身的诱惑与弹性，已然通过这件小事，向他展露了冰山一角。
十二月末，岁聿云暮，年味渐浓。
按照历代惯例，皇帝可以免去日常讲读，享受一段短暂假期，好好度过新年。对于年仅十岁的万历帝而言，这假期无疑是难得的放松机会。连日来，在张居正的严格督促下，他每日早起读书、听讲，学习帝王之术、儒家经典，丝毫不敢懈怠，早已疲惫不堪。
可就在万历满心期待着假期到来之时，首辅张居正却再次上奏，打破了他的期待。
张居正在奏折中写道：
“日讲节假接上元灯假，恐圣功间断，命正月初旬即开讲。”
在张居正看来，万历帝年幼，正是学习的黄金时期，也是培养圣君素养的关键阶段，绝不能因为假期而中断学业。圣功之路，贵在持之以恒，若是因为短暂安逸荒废学习，之前的努力便会付诸东流，未来想要成为圣君，便会难上加难。
因此，张居正恳请万历帝，将日讲假期与上元灯节衔接起来，在正月初旬便恢复讲读，不过长中断学业。这份奏折看似严苛，实则饱含着张居正对万历帝的殷切期望，他的成长直接关系到改革成败，因此不敢丝毫懈怠，哪怕是过年假期也不愿让万历帝荒废学业。
除了安排好万历帝的新年学业，张居正还考虑到隆庆帝驾崩不久，万历帝尚在服丧。按照礼制，宫中不应举行宴饮、灯火等活动，以免有违孝道，也不利于倡导节财俭用的风气。因此又上奏万历帝，以先帝新丧、服制未除为由，请求免去宫中新年宴会，以及元宵佳节的灯火布置，以此彰显万历帝对先帝的追思与孝道，也为天下树立勤俭榜样。
此时的万历帝，正如同一块海绵一般，疯狂吸收着张居正为他打造的圣君框架，《帝鉴图说》中的正面典型深深印在心中，他渴望成为一位被后世称颂的圣君，渴望得到张居正的认可，得到百官拥戴。
因此，在看到张居正的奏折后，万历帝十分自豪，当即下诏回复，语气中满是得意：
“烟火灯架，昨已谕免办。因历叙宫中侍圣母膳甚简，每斋素蔬食，或遇佳节小坐，但增甜食果品一桌，亦不用乐。”
万历帝的这份回复，既有对张居正的应允，也有对自己行为的炫耀——他主动免去了元宵灯火，并且表明自己在宫中侍奉李太后，饮食十分简朴，平日里多是斋素蔬食，即便是遇到佳节，也只是增加一桌甜食果品，从不奏乐宴饮，始终恪守勤俭之道，践行孝道。这份回复恰恰体现了他此时的心态：努力模仿圣君行为，渴望得到认可，证明自己并非年幼无知，而是能够担当起帝王之责的君王。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