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征说：“既然支队长要打这仗，又不好以区政府的名义，那还是由游击支队来打这仗，三个区的区中队和各村民兵，都穿上游击队的军装打上双头鹰军旗，对县委只说是游击队单方面行动。”
孙玉明、肖剑锋等人纷纷说这个主意可行。
杨毅笑着说：“既然想瞒天过海打新六师，咱们索性干脆干他个更绝的，即打着游击队的旗号又假扮鬼子和治安军，双头鹰游击队联合日军袭击新六师，是不是很匪夷所思？新六师再怎么告状也没人信。”
大家眼睛一亮，纷纷叫好，只有贾舒文迟疑的说：“这样怕是瞒不过鬼子和石友三、石友信兄弟俩吧，他们之间拍个电报一问就会明白真假了。”
纪逢春笑着说：“确实瞒不过鬼子和石友三，也瞒不过八路军共产党，我们这么干不是刻意要瞒过哪一方，只是给我们自己打造一个推脱责任的理由就行了，延安方面肯定会愿意发生这种事，重庆方面也会拧着鼻子接受这一事实，日本人估计也不会站出来为自己洗刷清白，石友三明知被我们游击队打了，也不好马上降日，要是现在降日，别说舆论上完了，就是在六十九军中下层他也不好交待，这样一来反倒能阻止六十九军公开降日，是一举数得的好棋。”
贾舒文恍然大悟，越发感到杨毅的聪明机智，贾舒文曾在延安接受过一年多系统的政治培训，政治思想和组织原则一向非常坚定，为了理想为了组织宁可背叛家庭不顾亲情，视万贯家财如粪土，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上级领导甚至到了盲目遵从的地步。
但是经过两年来艰苦复杂的基层抗日工作，贾舒文发现不少代表着党组织的上级领导所作所为与党的要求相背离，这些人本事不大架子不小，脱离实际夸夸其谈，善于内斗整自己的同志，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从不关心老百姓疾苦，不重视基层的实际困难，不珍惜部队战士的生命，毫无阶级情感，不懂军事却把握军权瞎指挥，不懂装懂，缺乏判断力分析力，盲动冒险优柔寡断，不但白白失去了取胜的机会，更是葬送了成百上千忠诚干部战士的生命，葬送了辛辛苦苦费尽心血开创的根据地。
在延安时听一些老红军说，中央红军就是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出了问题才造成万里大转移到陕甘的，当时贾舒文还觉得匪夷所思，也庆幸党和红军已经剔除了那样的“问题领导”，渡过了那段灰暗阶段，认为以后的道路就会顺畅了。然而回到家乡工作后，却发现那种“问题领导”不但存在，而且不少。
去年7月份反扫荡由于个别领导的瞎指挥，石磊牺牲了，独立团几乎全军覆没，县大队也遭到重大损失，根据地上万干部战士民兵群众惨遭杀害，古月区多亏杨毅的区儿童团拼死战斗才得以保全成为全县甚至是冀南地区损失最小的区，可是反扫荡过后区儿童团却被强令解散。
这次将石友三的六十九军让进冀南，分明是开门揖盗，现在谁都知道那是群强盗，却眼看着强盗在家里肆虐还不让打强盗，理由却是怕把强盗打急了投了日寇，简直让人哭笑不得，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已经把在六十九军的党代表都撤了出来，证明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已经看穿了石友三的本质，放弃了联合六十九军共同抗日的希望，可军分区和县委却仍然对其抱有幻想，把驱除六十九军这个祸害的机会白白的放过，这种命令显然是乱命。
杨毅能另辟途径打击新六师，贾舒文心里既高兴又酸涩，自己可是古月区抗日民主政府的一把手，却不能公开支持杨毅抗击顽军保卫根据地支援主力反扫荡的行动，这可都是什么事儿啊？！
杨毅有自知之明，知道孙玉明、徐远征、纪逢春这些人都是专业军事人才，以自己目前脑子里的那点儿东西，跟他们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所以战略大方向定下后，战役部署他从不妄自指挥，完全认可孙玉明三人共同讨论决定的方案，充其量在战术层面做些拾漏补遗，经过几个人仔细推演商讨，三套针对新六师不同行动的作战方案终于出炉。
五月初五，这天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虽然遭受着鬼子汉奸和顽军的劫掠滋扰，有条件的农户还是尽可能淘换些黄米（黏米）大枣芦苇叶，包一盆粽子蒸熟祭拜屈原，祷告早日结束战争期盼和平到来，而后一家人坐在炕上品尝枣甜米糯芦苇香。辛庄镇北5里路的税厘卡的席棚里，新六师一个排的士兵围坐在长条桌旁，拿着从村里勒索来的粽子吃的正香甜，突然闯进几个身穿晋军军装的持枪大汉，枪口对着惊愕的士兵，大声喝道：“不许动，谁动打死谁，我们是双头鹰抗日游击队，今天收税来了，当官的呢，过来说话。”
顽军排长看所有士兵都望着他，眼见隐瞒不了，也就强打精神站起身来充硬屎：“双头鹰抗日游击队，既然是抗日的队伍，就应该打日本人啊，怎么对付起我们国军来了，你们看好了我的胸章，我们是国民革命军六十九军新编第六师二团的，我们也是抗日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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