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个子刘老师从厦门岛回到鼓浪屿的厦大临时校园里，满脑子想的都是做好灾区民众的抗日宣传工作，唯独忘了张教授反复提醒的他个人的安全问题。
刘老师和俩个学生马不停蹄地到黄家渡那片空旷土地上的难民营，这里有着五十多个收容所。他们从那里得知逃往鼓浪屿的难民们一批由救济会提供路费，被疏散到福州、莆田、晋江、漳州、同安、永春等地投亲靠友；部分难民前往德化、大田等地垦荒种地，以及出国前去了南洋。剩余的大部分难民住进了救济会搭建三十多座简易的竹棚厝，救济会还委托淘化大同和兆和两家罐头制造厂承担起灾民的煮饭任务，每天为灾民提供两餐免费的稀饭，难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难民营的大树下，小学的女老师也在教难童们识字，心里安慰了许多。
但令刘老师仍旧感到心痛的，是难民中有不少没能住进竹棚厝而到处流浪的。刘老师和学生们沿着一条长街，进入一个四面钉着铁丝网的大草坪，这个往日的英国贵族官员玩乐的网球广场，如今像是一个集中营，挤满了受难的人群。人群中，许多光秃的脑袋和流淌着汗珠的脸颊，闪耀着太阳的辉光。他们不断地摇着头，拿手去抚摸冒烟的前额和炙热发红发痛的肩膀。他们用衣服、用手帕去遮挡灼热的太阳。
在他们当中，一个老人受不了灼热，突然昏倒在地上。旁边的青年赶紧抱住他，叫喊道：“老人晒晕了。”
刘老师和学生赶紧走过去，刘老师从怀里掏出一盒万金油来，打开盖子，在老人的鼻子、嘴巴、喉咙处搓摸，好半晌，老人才苏醒过来，张开嘴唇喘气。
老人睁开眼睛哀求道：“水，给我一点水喝……”
刘老师问着周围的难民：“你们谁有水，给老人喝点？”
周围的人围拢过来，但都难过地摇着头。
于是，刘老师又轻轻地对老人说：“大叔，大伙都没有水，你要忍一会儿啦！”
老人点着头，舐着干瘪的嘴唇，叹息着：“没事啦，我能忍，这么长时间都忍了，不差这一回了。”
老人接着是一阵沉默。
这时，旁边一妇女“哇”的哭起来：“老天哪，我们要忍到啥时候啊！”
老人安慰道说：“大妹子，别哭了，谁都不怨，要怨就怨蒋介石不出兵，怨咱们中国人不争气。中国人多，争起气来，什么侵略者都不怕。”
刘老师和两个同学听了“逃”似地离开这儿，但老人的话，如同响钟，撞击着他们的心灵。
再一次令他们震撼心灵的是海浪。他们离开地狱般的网球场，又来到海边，此时临近傍晚，海浪不时地冲击着海堤，好像一下子要将这个悬着的孤岛吞没似的，发出着惊骇的涛声。海岸边立起着铁丝网，铁丝网前还经常出现一些英法美的大兵。那些年轻的兵士们，就好像刚刚离开母亲似的，战争一来恐怕要吓得抱着枪杆哭泣。他们和铁丝网连在一起，和那涂了防空色的楼房连在一起，这显然是战争的前兆。“
鼓浪屿看起来是英法美管理的公共租界，暂时是安全的，但距战争也不会太久，一旦日本兵打过来，他们一定会抵抗不久的，甚至是不抵抗就逃跑的，那样民众的更大灾难将会到来，因此，反抗侵略者，必须要广泛地发动群众。
刘老师认清了这一点后，又来到厦门各界救济会。救济会设在毓德女中学校校园内的办公楼内。走进救济会，工作人员都忙着统计收容所的难民人数，发放救灾物品等，忙得不怡乐乎。
负责赈灾工作的郑大姐接待了刘老师一行。郑大姐40多岁，脸色黝黑，齐耳短发，富有激情和爱心，又显得十分干练和能干。郑大姐得知刘老师成立宣传队的想法后十分赞同，又提议让“庆芳”负责与救济会的对接工作。
关于“庆芳”，刘老师还是有印象的。当年在厦门时，庆芳就在街头剧社演出个抗日剧，挥动着有力的手臂，感动了许多民众；在灾民逃往鼓浪屿时，庆芳更是积极参加学校的游行活动，并冲在最前面。庆芳给刘老师和其他的师生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对面的大海在咆哮，厦鼓海峡的蓝色海面，翻起了滔天的巨浪，浪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比海浪更能震撼人心的，是混乱的局势和对岸不时传来的枪炮声。
建立宣传队迫在眉睫，刘老师回到学校后，就从厦大的师生中挑选了几个思想进步、多才多艺的人，宣布成立“抗日救援工作宣传队”。救济会的庆芳听到这个消息后，强烈要求参加，刘老师拗不过她，只好同意。庆芳高兴极了，在大家的带动下，也昂头阔步地投入了群众运动的洪流。
庆芳一边做好赈灾工作，一边走在难民的中间，高喊着“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口号。她精神焕发地随着雄壮的声音，高唱《保卫中华》《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她跟着队友们去电台广播，去广场和难民营演讲，去看望难民中的生病的老人和孩子，东奔西跑，有着用不完的劲。在骄阳的炙晒下，她的皮肤被晒黑了，衣服也被平民化了，风风火火的性格变得沉稳了。在短短的时间里，庆芳像变了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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