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香港，天气依然炎热。
按照原来的计划，轮船在香港停了几天后，又向南洋驶去，洪承达和阮英华以及福建会馆的人到维多利亚港为他们送行。
送别了众人，阮英华提议到港口附近的铜锣湾看看，洪承达表示同意。一老一少两人走在大街上，都被眼前的热闹所感动。沿街路上，大半是露天的，除了不少的大店铺外，大多数是一些食品摊子：有买咖啡的、水酒和啤酒的、云吞面的、稀粥和炒粉的，还有各色各样的甜品和小吃……，这里集中了福建、潮州、广州、台湾等各地的小吃。
喜爱厦门街头吃小吃的洪承达，一路上有一种痛快淋漓和无比亲切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沦陷后的厦门是不曾有过的。这里面所有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英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等，身份好像都差不多，他们都拖着木板屐，或穿着露着脚趾头的凉鞋，都那样的随便和自由。但是那些衣饰漂亮、颈项上挂着大金链、又戴上钻石耳环的女人，却显得装模作样，有一种优越感，动不动就给人一种轻蔑的眼色。但这些要与厦门岛沦陷区比起来，洪承达依然感觉得舒服。他们在一个露天的小摊前停了下来，他买了一瓶家乡的米酒，花钱买下来，揣进衣兜里。
这天的阮英华穿着洁白的短而窄的丝质衬衣，拖着长长的绉纱红裙，走起路来显得苗条和轻巧。她脚上穿着一双露出白嫩脚趾的凉鞋，戴上一顶遮阳的白帽子，看上去年轻漂亮。与洪承达的穿着相比，俩人倒像是一对父女。
阮英华对洪承达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佩，她主动地带着洪承达坐上无轨电车，让他尽情地领略和感受香港的不同。进入拥挤的车厢内，阮英华想办法替洪承达找到了座位，并给予了精心的照顾，洪承达心中很感动。更令洪承达没有想到是阮英华懂得许多语言，英国话、福建话、客家话、广州话，包括国语，她的知识丰富，思想敏锐，有正确的思想，有鲜明的正义感，这对于自己在香港，将会是很有益处和帮助的。
下了电车，他们走上一大段柏油被晒得松软的市郊便道。
洪承达忍不住地问：你上次告诉我说在哪家报社？
阮英华说：“是在华商报”。
洪承达又问：“你经常写一些社论和政论吗？”
“是的，除了社论和政论，还写一些文学作品。”阮英华说。
“好啊，政论能提升思想觉悟，文学作品能陶冶心灵，这些都是读者所需要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写政论。这是当前民众最需要的。”洪承达由衷地说。
阮英华笑了笑说：“洪先生所说极是，以后我会多写一些社论。”
“最好能写一些厦门方面的文章，让更多的人了解厦门民众所处于的水深火热，以引发更多人的同情与捐赠。”洪承仁感叹地说。
“我会朝先生的要求努力的。”阮英华说。
第二天，阮英华准时来到位于九龙的福建会馆，洪承达正摇着蒲扇乘凉。
阮英华走过来，将一份当天的《华商报》递给洪承达。报纸上的一则头版新闻吸引了他，他迫不及待地看起来。
原来《华商报》的头版赫然刊登着“视抗日为危途，极力宣传民族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对日和平谈话”。
洪承达疑惑地问：这个报纸的消息可靠吗？
“这是英国路透社的报道，不会错的。”阮英华应答道。
洪承达充满疑虑地继续看下去，看着看着，他不由得双眉毛紧锁，目光沉重。报纸上公然写着：“1938年10月，日军进攻广州、逼近武汉。汪精卫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更加悲观，10月11日他在对德国海通社记者谈话中公开宣称，‘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
洪承达看完愤怒地一把将报纸扔在桌子，“嚯”地站起来，痛声骂道：身为国防最高会议副ZX和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竟然公然背叛民族，倡言什么与日本侵略者“和平”，蛊惑视听，破坏中国抗战大业，典型的秦桧卖国求荣！
阮英华也生气地说：“这个汪精卫，看来是被日本人吓破了胆，患了严重‘恐日症’。爱国华侨、南侨总会ZX陈嘉庚曾致电汪精卫，告诫他‘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和平绝不可能’。他非但不听，还强词夺理说：‘盖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实乃一贯。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
“敌未出国前，言和即汉奸。我要公开发表文章，声讨汪精卫！”洪承达敲着桌子说。
阮英华说：“如此的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必将遗臭万年，引众人讨伐之。您写好后，我马上拿去发刊。”
“请稍等！”洪承达说着来到书桌前，拿起手笔，神情严肃地写下“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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