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钟，杨双花带着卓红去了刀具厂，12岁的卓玲被安排在家照顾两个妹妹。
“我俩下午将近四点半的时候到保卫科，没人理，叫我们站外面等，快五点钟，人都陆续下班了，那个副科长出来叫我们进去，态度挺好，先打开栅栏门让我们去看咱爸。一个小黑屋，地上铺个草垫子，一见我俩过来，爸就哭了，裤子全脏了，都是屎尿，被电棍打的。妈就跺脚蹦高满嘴脏话地骂他为啥撬银行，他说没撬银行，就偷了一块大铁疙瘩，还没偷成。等我们再回到办公室的时候，除了副科长，已经没有其他人了。咱妈平时骂起人来跟蹦豆似的，要是谈正事，她啥也说不出来，那上哆嗦的。我问副科长，我爸就偷了一块铁疙瘩，还没偷成，怎么说他偷了十万块钱呢？他解释的原话我已经忘了，大概其就是那块铁疙瘩是为军工生产搞科学实验的，看在自然情况下，铁的风化进度，要放一百年，人为去动它，科学实验就不准了。它的价值比十万块还值钱！你爸这个事说大就大，说他破坏军工生产，你说事在不大？判刑够了吧？说小也能小，事在人为。我跟妈又给他跪下了，他也不说什么，从抽屉里拿把钥匙就往外走，我俩急忙站起来跟出去了。他把旁边的门打开了，冲着咱妈说，要不然让你姑娘进来谈一谈。我当时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要签字什么的，他可能嫌咱妈不识字？回头看咱妈，她把头扭过去了，看窗外……”
卓红哽咽起来。
“我一进屋就明白了。那应该是他们的值班室，屋特别小，有个单人小铁床，床边放着个带一个抽屉的小桌子，松木的，没刷漆。他给我解衣服的时候，我就哭了，但没反抗，我说，叔，我才十六，第一次，不懂，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全听你的，但完事儿之后，能把我爸给放了，家里六口人，靠他一个人挣钱。他一看我挺乖巧的，就说，你放心，我在单位还能做主。从进屋的时候，我就看见桌子上有盒印泥，后来，趁他不注意，就把几个手指头插进去，再伸到抽屉底下使劲儿按。就是想留个记号，万一他反悔了不肯放人，我就找派出所抓他。至少证明我进过这屋子！出了保卫科，应该不到六点，天蒙蒙黑。八月末，晚上冷，我也没哭，就是全身哆嗦，忽忽悠悠的，腿跟面条似的，低血糖的感觉。妈一直等在大门口，见我出来，她只问了一句：他说没说你爸什么时候能放出来？我说，他说明天会放人。然后，我俩就没再说什么。走在路上，看一个人挎着泡沫箱在卖馒头，还有糖三角，比馒头贵三分钱，她给我买了一个糖三角，我给她掰了一半，她没吃，都给我吃了。第二天，咱爸回家了……”卓玲已经泣不成声，姐妹俩紧紧抱在一起。
“我发现怀上蒿蒿的时候，计划生育特别紧，生下来，我和你姐夫的饭碗肯定砸了，还得罚款。所有知道的人都劝我去做了，我跟你姐夫商量，说想给佳佳开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证明，这样就可生二胎了。他一听就生气了，觉得像诅咒了孩子似的，说以后她找工作找婆家都会受歧视。可是我也看出来，他也舍不得肚里的孩子，犯难。那几天他总发无名火，有天晚上，我俩吵架，公婆也帮着他，我就出门躲了。走在路上，突然想起了那件事，我就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因为自己也体会到了父母对孩子的爱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十六岁不懂什么，她三十五岁了那年，难道不懂人家非强调要四点半以后再来是什么意思？姑娘单独和一个大老爷们儿在屋里待二十来分钟是干什么事？她不怕我怀孕？以后找不到婆家怎么办？咱爸不明白怎么回事吗？为啥我跟妈去了第二天他就放出来了？他们两个平时武马长枪地，为一个咸菜疙瘩一句玩笑能打得头破血流，轮到这么有辱家门的事他们都沉默了？我突然间觉得这事就像发生在昨天，刚反过味来似的，想了很多很多。当时天黑了，我不敢往太远走，就站在街边哭。你姐夫可能听别人告诉他了，跑过来找我，让我跟他回家。一进屋，他也哭了，说，你生吧，但我有一个要求，如果这是个男孩，以后你不能偏心，两个得一边大，甚至给姑娘的要丝缎儿子的多，因为她这么小就替我们担起过天大的事！那一刻，我心一下子清亮了，我欠娘家的一切都已经在我十六岁那年还清了，今后帮不帮他们，都内心无愧。你姐夫跟我的时候，那真是干干净净的一张白纸，那方面啥也不懂，他但凡听过别人谈论男女之事，都不会让我得手！这么好的丈夫，我只能把一个污染过的身体给他，所以，我欠谁的呢？”
卓玲哭得比卓红还厉害，她的心被十六岁的姐姐扣在抽屉板下面的红手印戳得鲜血淋淋！一下子，她理解了姐姐的自私和疏离，也不停地在心里为自己可怜的父母辩解。母亲只读完了小学一年级，能把阿拉伯数字认识全就不错了，她的婶子守寡后再嫁到卓家，所以她和丈夫卓德广属于没有血缘的亲戚，十八岁嫁到卓家，十九岁就做了母亲，在县城里做清扫员，每月十一元的工资。她四十多岁时才第一次到杨县以外的地方。因为不识几个字，稍办点复杂的事，都得拉上丈夫或女儿。她节俭到令人发指，发霉的干粮长毛的咸菜宁可吃了住院也绝不扔掉，她为扞卫每一分钱的岗位不屈不挠，成为全家人长期的公敌。她自有一套对付生活的绝招儿，那就是从不把来自丈夫的家庭暴力当做伤害，每次不等伤口结痂，她已完全忘记，能吃能睡，好像流血的那个人跟她毫无关系。但要是丈夫瞒着她给女儿们买根冰棍或糖果，她能记恨上几年，生气的时候就拿出来骂。所以，那一个买给大女儿的糖三角已足以表达她所有的心理活动。卓玲相信，二十八前的那个下午，母亲是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的，不然，她不能去之前穿上那个走亲戚时才会穿的白色的确良假领。卓玲已经记不住母亲穿的什么衣服了，但那雪白的假领记得很清楚。即使她用当时的审美看，都觉得别扭。母亲是做了准备的，要自己上，可是那个禽兽说要和姑娘进屋谈一谈时，她只好把头扭向一边，是慌乱还是不愿面对？她站在门外等待大女儿的二十多分钟时间里是种什么样的心情！尽管母在每一次夫妻之占中不停地诅咒丈夫“出门让车撞死”“让雷霹死”“让酒噎死”，可她是真心爱丈夫的，爱到必须用恨的形式来解决。每次被丈夫拳脚征服后，她都讪讪地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唉，谁让咱没给人家生个儿子呢！卓玲在心里为母亲辩解完又替父亲辩解。父亲也是个可怜人，六岁没妈，七岁迎来继母，虽然继母对他不错，但她自己带来两个孩子，来到卓家后又生了三个，八口之家靠卓玲的爷爷一人的工资，生活拮据可想而知。父亲年轻时很英俊，身材挺拔玉树临风，口才好，爱文艺。他十七岁去当兵时，文化程度在部队里算高的，连里搞宣传，写板报都由他来完成。但是，他每一个高光时刻的来临，都意味着一个好运的结束他自编自演的快板书在部队里引起了反响，被抽调到宣传队，在这期间，他跟一个女文艺兵偷偷搞对象，被战友揭发，只好灰溜溜地复员回到杨且，进县道路队工作，修路，这是个苦活累活，而且挣得少。为了多挣点贴补家里，他主动去建筑队扛大个，虽然更累更苦，但挣得稍多，可落在自己手里并不多，一大半要交到家里养弟妹。二十四岁还是个穷单身汉，因为掏不起彩礼，又不好驳继母的面子，他只好娶了小七岁的农村姑娘为妻。这是格格不入的两个人，战斗了大半辈子。妻子不识几个字，满嘴脏话，呆板，不解风情，反感他的每一颗文艺细胞，更厌恶他交朋好友，因为需要花钱。他生不逢时，只要脑袋一活泛，就给自己和家人带来麻烦。大铁疙瘩之后又出过更在的事。他看别人倒腾粮食赚了大钱，他也开始倒腾粮食，刚把本钱赚回来就被抓了。当时，私自倒卖粮食犯法，他被判两年有期徒刑。刑满后，跟朋友合伙开养鸡场，结果遇上瘟疫，几天的功夫，鸡就死光了，欠了一身的债，最后卖掉家里的房抵债，全家人长年租房住，直到卓玲去澳洲后，他们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那个英俊、说快板书、踩高跷的父亲逐渐枯萎成一个木讷好酒的暴躁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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