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此段文章，虽为南雷先生数十年前之言，但今日复读，仍旧震耳发聩呀！”
在大兴府沐川县一栋两进宅院中，一名四十旬的清瘦男子捧着一卷书册，轻声诵读着，还不时转头与主人品评两句。
“当年太祖皇帝与南雷先生会面时，曾予以高度评价，言及，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等后人闻之，钦佩之极呀！”
“卓兄谬赞了。”黄千人嘴上谦虚，但内心深处却是极为受用。
有一个天下知名的祖父，自然是与有荣焉。而他本人也经常在报纸、书刊上发表文章，以为百姓代言，为天下苍生争取应有之福祉，而名操国内。
“当年，南雷先生在《留书》中所言，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观我齐国发展九十年，所立律法数千上万条，竭力尽以“天下万民”为本，以公开、公正、公平为总则，以确保天下之民，能为公法所护，不为残政所迫。若是南雷先生泉下有知，当可瞑目矣！”
“未必尽然吧！”《东部周刊》编纂人吕文栋将手中的茶杯放下，摇头说道：“我齐国虽然看似律法健全，其精神宗旨亦为‘天下万民’之念，但在律令实践当中，对权贵之家、富豪之人往往太过偏袒，而对‘万民’又太过苛责。”
“吕兄，你此番言语，有些太过偏颇了吧。”卓时平苦笑着说道。
“非也，非也！”吕文栋一边说着，一边将几案上的一份《每日政事》拿了起来，嘴角露出讥诮之色，“少梁府税务稽查引发的工人游行请愿之案，两日前已经大理寺审判结案，二十余名带头工人皆被判流放殷洲和黔州。试问诸位，那些工人当真有罪吗？冲撞地方政府？扰乱地方秩序？……可笑至极呀！据悉，那些工人仅聚众于浔阳县政府大门之外，根本未闯入官厅，更未有任何打砸行凶行径，如何会冲撞地方政府？地方官员出面宣慰安抚后，很快便自散去，又何曾扰乱过地方秩序？”
“再看看那些涉案商人又是如何判决的……”吕文栋将报纸翻开，找出那篇有关少梁府的新闻版面，伸手使劲点了点，“蛊惑教唆工人闹事的十几名商人，仅五人被判流放，三人被判短期苦役，余者皆被认定罪责较轻，施以罚款和训诫而轻轻放过。何也？明眼之人都能从此案中看出，罪魁祸首者乃是那些商人呀！”
“卓兄以为农税征收额度仅为4%，即为百姓所得之惠？”吕文栋笑着问道：“但你可知，千年以前的汉朝文景时期，农税就曾一度降至三十税一，甚至文帝还采纳晁错之建议，‘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之租’。在隋文帝时期，亦有‘故陈之境内，给复十年，馀州免其年租赋’之例。我齐国富有四海，政府岁入数亿，却仍旧不免农人之税，所惠何来？”
“农税虽然低至4%，也无历朝历代各种捐派杂费，但农人怕是也未从中受惠更多。”吕文栋说道：“观国内各种农产品价格，较数十年前，可曾有过太多变化？不仅价格未有上涨，反而以稻米、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产品，较四五十年前还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说明什么？……是农人收入的普遍降低！若是再加上诸多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农人生活未必有多好过。”
“二位如此讥评当前时政，怕是有些有些愤世嫉俗了吧？”卓时平皱了皱眉，轻声说道：“目前，国内政治和律法虽有偏颇，对权贵富豪之家也是甚为优容，但要论及普通百姓所得之惠，不说远超历朝历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以农税为例，试问，哪朝代，哪个国家征收比例之限，有我齐国之低？”
话说，刚才不是在讨论权贵和普通民众的隔阂对立问题吗？怎么话题就歪到农人收入方面来了？
“若想改变农人之困，工人之厄，我们齐国就必须有人站出来为他们疾呼，为他们的利益发声。”黄千人沉声说道：“观内阁朝堂之上，皆为宦海政客和权贵之家，作为国之立法机构的敕令院，充斥着皇室成员、王公贵族、致仕官员，以及大量的豪绅商贾。而人数众多的工农人群，却无一代表位列其中。试问，在此番情势下，政府如何会推进惠及工农之举，敕令院又如何会颁布工农保护之律？”
“吕兄，你此番言论就是属于诡论了。”卓时平摇摇头说道：“不论是汉之文景时期，还是隋文帝之开皇年间，政府颁行减免赋税，百姓可能获得几分实利？而我们齐国，除了正常农税，可有其他捐派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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